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检察官戴玉忠日前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该校校长纪宝成在聘任仪式上说，邀请政界杰出领导人到高校担任职务，有利于学校发展。（《中国青年报》4月15日报道）
纪宝成先生算是说了大实话。“政界杰出领导人”者，高官是也。甚至不仅仅是高官，而应该是“高官中的高官”，只有官位高到一定地步，才能够说是“政界杰出领导人”
。既然是“高官中的高官”，那么就必定有“权力之上的权力”。对于一个学校而言，什么都离不开“权力”，什么都可以由“权力”来配给。当权力能够直接带来利益的时候，当连小学校的娃娃们都在贿选当班干部的时候，当社会中对官员权力依然顶礼膜拜的时候，一个大学校长作出“邀请政界杰出领导人到高校担任职务，有利于学校发展”这样的判断，只需要耗费小学生般的智商，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故纪宝成先生此语，当得上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真正的大实话。
然而，“大实话”并非是“明白话”。这话里透着糊涂。因为，“高官中的高官”再到学校里来担任职务，固然确实可以给学校带来某些现实利益上的好处，拿纪宝成先生的话来说是有利于“学校”发展，但孰不知这往往不利于“学术”发展。大学是教书育人发展学术的地方，学术进步才是大学的根本，权力的过多介入绝非大学之福。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曾经痛斥:“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 可见，“官学勾结”、或者说是“官学合流”、“官学一体”等等，无论是什么样的名称，总之是官员和科研、学术搞在一起不分你我，学术与权力联姻，这未必是好事。聘请“高官中的高官”到大学来担任职务，客观上往往会导致把学术嫁给权力做“小老婆”，最后，伤心的不是权力，而往往正是在权力之下龟缩着的“学术”。想想看，面对着“高官中的高官”，想想那“权力之上的权力”，不给几分面子，也得陪万分小心，谁还能有真正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没有了这点思想和精神，又怎么能够做出真正的学问！
从根本上来讲，一所大学的发展，应该靠的是教书育人，靠的是学术上的成绩，而不是靠对官员的拉拢、依附。倘若大学要多拉拢几位官员来担任职务才“有利于发展”，那么这只能说是大学的悲哀，是大学的末路。这意味着大学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正在丧失，大学沦为了另一个官场，则真正的学问到何处去容身？大学又是否还能够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大学只教人做官而不能“传道授业解惑”，那就只能说是“一塌糊涂”了。大学的“官本位”氛围过于浓重，对权力的依附和崇拜过于严重，是大学之悲，也是权力之悲。因为官员只应该搞好公共服务，大学只应该搞好学术，两者混在一起，是双重的“失贞”。
劝纪宝成先生重温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语）。所谓大学者，亦非谓有大官之谓也，有大道之谓也。大学是教书育人发展学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而不是官学“青蛙”（可以两栖）的乐园，否则，大学就会迷其真、丧其本。“青蛙”满园跳，清净顿没了；想要做学问？快往别处跑！则纪宝成先生所谓“有利于学校发展”，最终也只能是适得其反了。
稿源：红网 作者：邓清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