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张伯苓品格”

　　□耿银平

　　今年4月5日是中国大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始校长张伯苓先生(1876年～1951年)的130周年诞辰。南开大学举行了纪念座谈会和祭扫活动。天津市副市长张俊芳说，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南开精神这笔宝贵财富应该进一步在全社会大力传承和发扬。全市教育工作者应自觉以张伯苓先生为楷模，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张伯苓不仅属于南

　　缺乏张伯苓的教育公心和坦荡“教格”。作为南开创始人，张伯苓其实也就是这所私立学校的创建者，南开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都应是张伯苓的私有财产。可看看这位“孔后办学第一人”“中国的富兰克林”如何做的。“张伯苓一生从国内外为南开诸校募集的资金数以千万计，而且大多数是个人行为，他若提留若干入私囊，别人根本不会知道，更不会过问。但他不肯也不屑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收入南开的账户。” “1951年2月，张伯苓因脑溢血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他至死一贫如洗，当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身上只有准备乘电车的几元零钱和两张戏院的门票。” “我用不着攒钱。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了，岂不害了他们吗？教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在这位教育家眼里，教育是传道授业的事业，不是谋取私利的职业；是振兴国民精神的加速器，不是发财致富的跳板；是服务社会的公益行为，不是坑蒙拐骗胡乱收费的“学店”。

　　看看当今教育，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的校长，大都将“盈利”当成了首要办学目标，借助于择校费、高学费、和各种复杂名目胡乱收费。在江苏省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宋颂康以自己家三代人同上一座高校、但“三代大学生学费涨100倍”的现实，指出教育作为社会公用品的服务职能和惠民职能受到了严重抑制。教育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让人无限痛惜。

　　乱收费就乱收费吧，只要能将孩子教育好，家长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可在教育方针上，重智轻德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教育畸形。重点崇拜、精英崇拜、奥林匹克、分数成绩，以及名牌大学等功名利禄成为当今教育主旋律。孩子们的人格生长和快乐要求以及心理发展和服务于社会公共福利的品质成为纸上谈兵。其结果是一些孩子成才了，却未能成人；有分数了，却失去了健康人格。这种舍本逐末，在张伯苓时代就已得到了纠正。“南开中学建校伊始就开设了修身课。张伯苓亲自登台主讲。他采用漫谈的方式，给学生讲爱国，讲求学，讲做人和处世之道。张伯苓还请社会上的精英名流、专家学者来校演讲，梁启超、胡适、张学良、陶行知、徐悲鸿等名家都先后到校作过报告。 特别是他还把爱国教育与学生的行为举止、自身修养结合起来”。据报道，“南开中学的教学楼上有一面大穿衣镜，镜子横匾上镌刻着40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让学生一进教学楼，就有整洁的仪容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张伯苓教给学生的不仅有知识，更有品质和骨气，以及坦荡人格。所以，他的学生中才能出现像周恩来、张学良、梅贻琦这样的佼佼者。

　　还缺乏张伯苓的“朴素情结”。教育是为了给学生提供精神成长，而不是为了让学生享受优质物质生活。可当今教育在软件建设，比如师资力量、名师效应和教育思想上力度不大，而硬件建设却非常奢侈豪华，大学就是要大量圈地，中学就是要豪华教学楼。各地为此还进行了盲目攀比。这种“豪华教育”看起来耀眼光彩，背后却是教育空虚和黑洞，学生在这种“暴发户式的教育”中得到多少真正的文化和灵魂熏陶呢？这种大手大脚与张伯苓的小气形成了可怕的反差。据报道，“张伯苓经常去北京、南京办事，为了省钱，他一直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同一家廉价的小店，一天一元包吃包住。由于小店卫生条件差，张伯苓不得不随身带着一包臭虫药。当他的名气已经很大时，仍住在平民区简陋的住宅。一次，张学良慕名来访，乘汽车来回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只好下车，一边步行一边打听，才找到张伯苓。事后张学良感叹地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

　　当教育具备了更多“张伯苓品格”，具备了公心和公益性，回到了灵魂教育和人格教育本位，回到朴素的教育规律上，教育的春天才能真正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