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定罪量刑当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4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日前，品学兼优的19岁高中生李某为筹集学费，抢夺他人汇款3万元，被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00元。审理此案的刑庭庭长无奈地说：3万元是个“高压线”，李某恰巧碰上了。假如他抢的钱差1分不够3万元，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对他量刑在10年以下，比如判三缓三，他甚至可以不耽误参加今年的高考。

　　我国《刑法》第267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数额特别巨大”解释为3万元至10万元以上。从前述报道可以推出，河南省高院将“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定在3万元以上。

　　人们不禁要问：抢夺3万元和抢夺差1分3万元的主观恶性有多大区别？几年前，我曾与一位日本学者就盗窃罪交换过看法，他认为，中国对盗窃罪设置一个最低数额的起刑点是不科学的，因为当一个人实施入室盗窃或扒窃时，他并不知道对方的家里或钱包里有多少钱。按照中国《刑法》，盗窃499元不构成犯罪，而盗窃500元就构成犯罪，可是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因此，在他们的《刑法》里，盗窃500元是犯罪，盗窃1元也是犯罪，至于后者要不要处理，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

　　应当看到，日本的做法更有利于解决情、理、法的冲突。将那些后果虽然不很严重但主观恶性大的行为入罪，如拳王泰森虽然只打对方一拳，但法官认为他以前也打过人，他的行为表现出较大的主观恶性，因此仍然定他罪；相反，当出现产生比较严重后果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恶性并不大，也可大幅度地减轻刑罚，如国外对一些激情杀人或者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杀人犯罪，往往处理得较轻。

　　当然，上述定性不定量的立法技术，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实施有一定风险，那就是如果将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交给有关办案机关和人员，有的人可能会滥用手中的权力，使本来旨在体现公平正义的灵活性和个别化演变成为“一放就乱”的不正之风。毕竟，从我们目前的情况看，一些法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都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无法赢得足够的社会公信力。

　　但另一方面，正如本案所显示的，立法规定得过细，也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一是造成司法活动的过于简单化，使司法活动变成一种查字典式的机械劳动；二是由于立法和司法解释将一些界限用数字框起来，使司法实际工作容易唯后果论，而忽视行为人的具体人格和主观恶性，而且在一些情、理、法冲突的案件中缺乏一种缓和机制；三是过分依赖上面的解释，一有问题就请示，而不能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从现实生活中丰富法律的内容。这样就出现了“一统就死”的局面。

　　要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首先，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不能片面强调数额、后果等客观方面，而要结合行为人的人格、情绪、犯罪目的和动机等主观方面，实在需要明确数额、后果的，也只能作为一般原则来规定，应允许特殊情形下的例外；其次，要尽量少地使用司法解释和请示等办案方式，鼓励法官根据案情做出符合实际的司法裁量。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在下放权力的同时，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有效地实现对恣意司法的制约，如陪审团的使用、有效的辩护制度、公开透明的程序、判例指导等。惟其如此，才能建立一种良性的法律适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