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下)，破罐子破摔

　　《兄弟》能够畅销，正是由于理性和批判精神的缺席

　　《兄弟》(下)，破罐子破摔

　　批评

　　文/申霞艳

　　在看《兄弟》(上)之后我曾经寄希望于下部，当我在书店看到下部的475页，我就预感到余华的功力已经被消费化解得消失殆尽了。回家一看，果然，如此大量地使用当下的流行用语，而题材多来自喧哗的新闻事件，根本不是一个严肃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

　　余华的中短篇是以精炼简洁著称的。而在《兄弟》中，余华发扬光大的是重复，是罗嗦，是他曾经在随笔中所鄙弃的一切。据笔者信手统计，第一节就连续4次用到“有其父必有其子”(1－11页)；“问苍茫地呢，谁主沉浮呀”(196－201页)6处；而“会有善报的”这种廉价的煽情句式7处(157—218页)，“你准备好了吗”5处(下部35－40页)宋钢和李光头互相称呼对方的名字，然后重复彼此的语言和行动的场景更多。

　　《兄弟》是许三观的“卖”加上福贵身边上演的死，甚至连去上海治病的细节(《许三观卖血记》里是许一乐，而《兄弟》里是李兰)也如出一辙。福贵目睹了5位亲人的死亡，李光头亲历了三位，他根本没来得及拥有那么多亲人。除了大的意念重复外，还大量地重复过往作品的细节，尤其是暴力和血腥的描述，比如对孙伟父亲的惩罚:将野猫放进他裤子、以铁刷子刷脚心；又如“把腰都哭疼了”、“难过得连眼泪都掉不出来”这样的形容虽然不错，但我们也太熟悉了。

　　下部之所以能写得又糟又长，就是因为余华反复使用了罗嗦语式(如下)，婆婆妈妈地同义反复:

　　李光头不仅睡了我们刘镇的女人，还睡了全国各地的女人，睡了港澳太及海外侨胞的女人，就是外国女人他也睡过十多个。我们刘镇偷偷和他睡觉的，公开和他睡觉的，是什么样的女人都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俊的丑的，年轻的和年纪大的。……(下部，271页)

　　类似的无意义的重复简直不胜枚举，如要尽数罗列除非我有勇气冒着侵权的危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余华将自己十几年经营起来的语言形象彻底糟蹋了。的确，有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他破罐子破摔了，他大规模地接受流行用语。比如“回头客”、“跳楼价”“扭亏为盈”等等无不与消费息息相关。余华内心所希冀的反讽作用在流行用语的这种大规模“正面强攻”的作用下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知道，流行用语就是时尚的、消费的，是征服市场的符码。流行用语的无条件采用就意味着一个作家向世俗靠拢，向时尚臣服。当一个作家在语言这一文学最本质的因素上自暴自弃，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事实上，余华对人物的叙述完全是按照消费社会的逻辑来想象的，李光头是金钱与欲望的象征，他只会上床不会恋爱，却善于与权力合谋；林红这样贞洁的女子最终却成了发廊老板；童铁匠因为有钱，他老婆不想跟他离婚，竟然亲自帮他挑小姐；毫无才华可言的刘作家因为积极介入媒体运作成了刘CEO，无赖一样的赵诗人因为挨打成了李光头的体能培训师。所指在消费的能指盛宴中遁形了。

　　总之，作为优秀的先锋小说家的“余华”死了，享受《兄弟》版税的是那个被叙述出来的符号“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中间这段够一次抗日战争的时间里，作家余华彻底地被符号化了。由《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内心之死》一起塑造而成的“余华”成了当代先锋文学并成功转型的代名词，恰如郭敬明之于“80后”，甚至他对暴力的极度欣赏也上升为一种美学情调。在经历了漫漫的等待之后，无论是“余华”后面跟着《兄弟》还是比《兄弟》更滥的作品，它必定会畅销，我们购买的是“余华”多年才推的长篇！版权页上的印数是个与内容质量无关的数字存在，它宣告作为符号的“余华”的成功，它宣告商业运作和传媒话语的大功告成。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在十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商品必须保持纯粹使用价值的幻想，势必被纯粹交换价值所取代。”与《兄弟》同时上市的是作家“余华”对符号“余华”的无休止的叙述，正是他自负的喋喋不休导致了传播速度的几何增长，使符号“余华”大放异彩，光芒四射。李光头赢得的是物质匮乏年代三鲜面的滋润及消费时代的超级财富，余华赢得的是绝大部分作家望尘莫及的版税。

　　文本的唯一意义在于余华经验地感觉到时代发生了巨变，李光头偷看女人屁股这种荒唐行为也具有了交换价值，但这种交换毫无实用价值的经验的行为预言着消费时代的叙述行为的根本变化；而善良忠厚的宋钢在消费时代反而完全没有了立锥之地。余华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兄弟》是不能被复述的，恰恰相反，只有在这种高度简化的复述中文本才拥有些许的意义，因为余华在语言上的妥协、在叙事上的缴械姿态对文本的意义无异于釜底抽薪。

　　在《兄弟》的畅销过程中，大众传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兄弟》的畅销应验了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机构转型》表达的思想:“有文化的阶层一直在公开使用理性的环境下接受教导，而如今这个阶层的共鸣基础坍塌了:公众分裂成由专家组成的少数人群以及庞大的消费大众，前者以非公开的方式使用理性，而后者的接受性虽然公开却毫无批评精神……”《兄弟》如此畅通无阻地达到读者，正是由于理性和批判精神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