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厂长被迫在家做全职保姆(图)

　　本版撰文时报记者黎咏芝 本版摄影时报记者萧嘉宁

　　0650号 文叔

　　心愿：希望有张轮椅，让儿子能自由活动。

　　每天睡觉，文叔（左）都要把儿子（右）“托”到阁楼上去。

　　这是一个住着三个男人的家庭：将近80岁的老父亲，52岁的文叔，24岁的儿子阿华。家门前一段三四米长的小走道里，弥漫着让陌生人窒息的气味———混合了久未清洗的衣服、被褥和人体的味道。

　　踏进门去，一股更为浓重的霉味几乎能把人薰倒。屋子面积不到15平方米，一眼看去，犹如一个尘封多年的箱子，没有任何生气。三个男人坐在各自的椅子上，老父亲看见来了客人，急忙站起身，逃也似的离开了。文叔迟疑了一下，才意识到要让座倒茶。阿华安静地打量记者，但他的视线却无法聚焦在记者身上。

　　儿子重病，妻子离家出走

　　他才24岁，三年前患了多发性脑动脉硬化。他的一双眼睛黑白分明，却对眼前的事物“视若无睹”；他拥有健全的双腿，却无法自由行走；他的双手看起来强壮有力，但实际上连喝水的杯子也把持不稳。

　　父子俩相依为命了十年。十年前，文叔的妻子提出离婚。谁知法官还没有宣判，她已经离家出走。文叔很早就从轮胎厂失业，但靠着打散工，还能够养家糊口，并且供儿子上完了初中和半年职中。

　　阿华21岁时找到了工作，第一个月挣了800多块钱。虽然钱不多，但他很高兴，请父亲去喝茶。说起这件事，文叔连连摇头苦笑，“本来以为辛苦了十几年，终于能放下一个包袱了，谁知道却背上了一个更沉重的负担。”工作不到半年，阿华患了感冒，连续低烧十多天。他以为是睡眠不足，但越是休息越是觉得疲倦，不久后就四肢无力，继而嘴巴变歪、眼皮无法闭合。在医生建议下，他转到了神经科。经过多番检查，最终的诊断结果就是“多发性脑动脉硬化”。住院半个月，钱袋掏空了，还欠下一笔债，阿华只能回家养病。

　　为了儿子，家具全换了

　　阿华的双腿会突然失去力气，走着走着自己跌倒是家常便饭。于是，父亲捡来一张旧木桌，换下了客厅里的玻璃茶几。阿华的双手会像帕金森病人那样不断颤抖，不知道摔烂了多少杯子、饭碗和勺子。于是，父亲把陶瓷餐具全部换成不锈钢的。阿华很容易疲倦，经常坐在椅子上就沉沉睡去，“卟嗵”一声翻倒在地。于是，父亲找来两张带靠背和扶手的椅子，好让儿子每时每刻都有依靠。

　　爷爷睡客厅的双人椅，阿华和父亲一起睡阁楼。两张用小竹棍撑起的蚊帐，划分了父子俩各自的“地盘”。阿华的双手还比较有力，可以抓紧阁楼梯子的扶手，但双脚就不能站稳，必须由父亲协助。每当儿子要上下阁楼，文叔就把梯子摆放稳当，像一个哨兵一样守候在旁。

　　儿子睡后，才能歇会儿

　　吃一顿饭，阿华要花一个多小时。当他捧着饭碗的时候，不单手会颤抖，脑袋也会像打瞌睡那样直往碗里磕，汤汁、饭菜常常溅满了他的领口和袖口。文叔便在墙上挂两三件外套，让儿子随时有衣服可换。哪怕这些衣服也不算干净，但至少能够保持身体干爽。阿华时时要用双手支撑身体，虎口位置容易受伤。细心的父亲就在阿华口袋里放上棉布手套，给他随时戴上用作防护。

　　“因为要照看儿子，我不敢离开家超过三个小时，所以没有办法出去打工。”文叔说，自己懂得做电镀的全套手艺，还当过一家电器厂的厂长，“如果我去打工，凭着这双手，一个月可以挣三四千！”但现在，文叔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和儿子在家里四目相对。他最多到附近市场去买点菜，或者搀着儿子在屋子里走一走。直到晚上八点多，阿华上床睡觉，两三个小时内不用大小便，文叔才能偷个空到楼下转几圈，和街坊们聊聊天，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重病儿子，渴望新生活

　　“我最希望的是，能够治好我儿子。”说这句话时，文叔的语气坚定无比。他说，儿子的病并非不能治，而是没钱治。

　　阿华吐字有困难，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但他智力没有受到太大损伤，思维和表达还很清晰。“如果治好了病，你有什么打算？”记者问。“我要先找工作，什么工作都行。等自己存够了钱，就到这里楼下的纺织学院学英语，以后找更好的工作。再然后，就找女朋友、结婚、生孩子、孝敬爸爸！”

　　文叔侧头看着儿子，认真听他说每一个字。“我天天帮他伸展腿脚，不让肌肉僵化，为的是等到有钱治病那一天，能让他重新面对生活。”他说，现在希望能有一张轮椅，让儿子自己活动活动，“起码不用担心走着走着就会摔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