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社会：飘啊飘，何根可依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何晓鹏孙展

　　按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李炜博士的理解，“漂”一族是依靠专业技能在异地谋生的人，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多为艺术工作、管理工作、专业领域等。

　　“漂”是分流派的，现在能够把一把辛酸漂流史汇聚得成卷成策的大概还是三大家族—北漂、沪漂、粤漂。汇聚大量资源的城市始终是漂的方向，这也是人口流动的动因。

　　漂一代尽管实现了前人的城市梦，但他们心理的郁结更多，对他们而言，自己就像一个四处飘散的蒲公英，即便落地之后，也脱不去那种漂泊的心境。

　　这种移民心态注定要伴随终生，落地扎根的只能是下一代。

　　中国新闻周刊：都说“漂”的这代人没有根，为什么会这样？

　　李炜：这是一种移民心态，不仅是“漂”这群人，凡是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生存的人都有，而且常常不只一代人，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我在内，我是毕业后国家分配到这个城市里工作的，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我依然觉得我的圈子很窄，而且这圈子里没有亲属网络，都是自己在社会上交往结识的朋友、同学，这张人脉网是很薄的。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后天一些变化的社会网络取代，在一种剧烈的变动期，人们普遍会产生不安定感。

　　中国新闻周刊：“漂”就意味着根的断裂吗？

　　李炜：“根”是在农耕时代的大家族定居文化下产生的。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他们的学者很早就提出，大规模的城市化最终在人际关系上就是造成传统大家族的肢解。比如我们现在毕业之后的求职，工业化社会是让你跟着资源走，来到资源汇聚的新城市后，你自然淡漠了和家乡那个大家族在生活上的联系。

　　周大鸣：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流动性的增强，这种流动有空间上的流动，比如移民，有职业之间的流动，也有社会阶层的流动。总体来说，社会越发达，流动性越大。流动带来信息量的增加，同时产生一系列新的现象，比如同居的增加、婚育越来越晚、新型邻里关系的建立等等，在变化中，各种意外就比较多，与传统的环境联系也越来越少。

　　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的城市化，“漂”这群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李炜：对于城市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目前中国基本上还是围绕着二产、三产进行的城市发展。比如北京现在是越来越典型以三产为主的城市。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职业上的分化，它需要投资者、经营者、专业的技能人员，也需要体力劳动者，形成现在的城市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化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整个工业化社会里面的一个枢纽般的阶层。而“漂”的这类人大部分是这个层面的人群，基本上是以管理、知识、技能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群，通常是一些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艺术人员。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城市社会里面足够的中间阶层，是橄榄形社会的中间部分。

　　一般来说他们提供了这个城市里的最重要的一个生态人群。而且我觉得从社会价值观上来讲这些人通常更开放，更具自主性。这个人群是知识性的，他们赖以谋生的技能是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他们的流动可以为社会带来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