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治村必须与民主同行

　　称为“南国第一村”的深圳万丰村已是风光不再，且负债累累，危机四伏。而这个村的当家人、曾被誉为“能人”、“强人”的潘强恩，却再没有能力使万丰强大下去，对于他的功过评判，万丰人的“开价”却是三七开：三分功，七分过。

　　从辉煌到“满身是债”

　　万丰村及其老支书潘强恩却陷入了争议的旋涡。因为审计报告表明，万丰集团存在重大投资失误、非法集资等问题，潘强恩本人也因为红利风波和“独裁”而倍受质疑。负债的数额也很惊人。（4月10日《民主与法制时报》、4月7日《南方都市报》）

　　据报道，万丰社区财政所一个资产负债表表明，万丰集团股份公司流动负债合计40297万元；二、同样来源于万丰社区财政所一个表格表明，万丰股份合作公司负债20531万元；三、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借贷记录表明，万丰载丰实业有限公司欠银行贷款4610万元；四、沙井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资料表明，商厦公司负债4682万元。五、沙井街道办事处专门成立的财务审计小组最近公布了万丰集团自2001年以来至2004年拖欠股东红利的情况，拖欠总额为2.3亿元。 除了上面有据可查的约10亿元的欠债外，村民还有一些听说而来的欠债数据，如：高息非法吸纳社会公众存款1.3亿元（深圳市公安机关初步认定并公布的数额为6000万元）、拖欠工程款1.83亿元、其他欠款2900万元等。

　　“星星”从专横时暗淡

　　“能人治村”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有专家说，能人权威、能人治理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产物，它对社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能人个人才能和素质的有限性与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要求的矛盾会日益突出。能人治理必然要向新的治理形式转换。这个观点我比较赞同。但是在万丰的“能人治村”上，潘强恩似乎不存在个人才能和素质的问题，万丰的衰落则是能人的专横，缺乏民主管理和监督造成的。这颗曾经耀眼的星星从能人潘强恩专横时便开始暗淡。

　　万丰村曾经与大邱庄齐名。对于大邱庄的“能人”禹作敏，早有定论，这个传奇性人物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走下神坛，成为阶下囚，一代强人就这样“陨落”。大邱庄在富足的同时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随着财富的增加，名声的显赫，桂冠的增多，禹作敏的头脑开始膨胀起来，逐步变得骄横跋扈，为所欲为，竟敢把自己凌架于国家法律之上。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没有人敢与禹作敏唱反调。

　　“乌托邦”的宏伟理想

　　潘强恩与禹作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特点。俩人都有“乌托邦”的宏伟理想，在名声显赫时而变得骄模跋扈，都有“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家长制作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之风。据媒体的报道，潘强恩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自我期许是“做中国的欧文”，希望能在万丰村建立一个“乌托邦”（微型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还把公有制比作一杯清茶，而共有制就是一杯有着更多营养成分的奶茶。“从共有制到共产主义，这是一脉相承的。”根据有关方面提供资料表明，万丰集团的一些子、分公司，其负责人大多是潘强恩的亲属。如 : 万丰载丰公司董事长潘泽雄是潘强恩大儿子，深圳黎明光电公司总经理陈志军是潘强恩的亲舅舅，深圳全田公司董事长潘强寿是潘强恩的亲弟弟，等等。潘强恩的“伯乐”老村干部潘九根说：“在获得了个人荣誉之后，他（潘强恩）变得独断了，很多事情不再与我们商量。” 他们曾劝身为支部书记的潘强恩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但“他当耳边风”。他们觉得潘强恩在个人独断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 而万丰村民说得更多的则是：“一言堂”、“家族统治”、“村霸”、“他人太霸道了”。

　　学习型人才却没有与时俱进

　　值得关注的是，潘强恩还是一个学习型的人才。在他家里家有五万本藏书，一直以“一天一千字，一年一本书”的速度进行写作，现在还正在写《梁启超评传》，如今已出版了10多部著作，发表了近30篇理论文章。潘强恩立志做现代的“潘欧文”，他一直把万丰村当作他的共产主义试验品，万丰村因此深深烙上了他的个人痕迹。 就是这样一个学习型人才的潘强恩，却也没有与时俱进，推进民主管理、民主治村，自己倒成了独裁一方的“皇帝”。这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如果真正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天才，实现了‘内圣外王’的理想，他掌握了‘终极真理’，又掌握了最高权力，那会出现如何情况呢？哪将是，一个‘圣上’在上，人民只能所从‘圣王’的治命，这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这将是一个‘万马齐暗’、文化停滞的局面。”

　　从大邱庄的禹作敏到万丰村的潘强恩无不说明了一个问题，能人一旦专横，成了独裁一方的“皇帝”，衰退只是迟早的的事情。因此，能人治村也必须与民主管理同行，才能真正发挥能人的作用。很多成功人士之后一败涂地，就是一朝取得成功就以为可驾驭别人的时候到了，大有一种舍我其谁、唯我独尊、踞傲自大、藐视一切的救世主之心在。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

　　权力一旦被异化，公众再想建立一套民主机制取代掌权者就比较困难。万丰村的兴衰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村庄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在发展的时候，也许可以适度集权，但富起来之后，就必须逐步建立起民主机制和权力制衡的架构。记得邵燕祥先生写过一篇《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的文章，他说，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别也不要。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受到破坏，招致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横行。所以，在这个 人治色彩还很强烈的时代，我们也切不可巴望“强人治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