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好的市场经济

　　鄢烈山作品集经济学家樊纲关于网民与网络言论的言论，在网上激起众怒，“波及”纸媒我才留意到，樊文原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翻出4月3日这篇题为《市场化改革再出发》的文章一看，我感到很意外。本以为对网民怀着“傲慢与偏见”的只是张维迎教授等个别“主流”经济学家，却原来温文尔雅的樊先生亦不能免俗。这种“傲慢与偏见”已经到了“愚而自用”说蠢话的地步。说什么“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这不知是赞扬政府“

　　樊先生下面这段话尤其令人失望：“有些人总说别国的体制好，所有的人看病国家全包，但是人家是三四万美元的人均GDP，平均一个人缴税就是一万多美元，农村人口才占总人口的2％，我国才一千多美元的人均GDP，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其他国家进行了那么多年的社会福利改革才走到今天，还有一大堆的问题，也在开展改革，我们现在就要求建立政府全包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不现实的。用一个割断历史的方法来批判现在的很多事实，是不负责任的，只能煽动社会矛盾。说好听点这是无知，不好听就是无耻。”

　　与樊先生同时代的人都知道，“总说别国（指欧美—引者）的体制好”，很长时期是个罪名，如今也有某种政治不正确的嫌疑；这也罢了，说什么“煽动社会矛盾”，这在中国就是入人于罪了，与企图颠覆政府只有一步之遥！何祚庥老先生不顾执政党的纪检和反贪部门清理官资入股阻力重重的事实，说抨击“官煤勾结”的人意在攻击现政权，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人家年纪大了，有过抡“棍子”的业绩。我的同辈樊先生用“煽动社会矛盾”，张教授曾怒斥记者“挑拨社会不满情绪”，他们这样做说轻点实在太失身份、不成体统！你可以痛驳别人的观点，但不要在政治上“上纲上线”，这应是一个学者发言的底线。

　　至于说到医疗保障，据我所知，很多人不满的是公共医卫资源的分配和占有太不公平，比的是印度等比中国经济实力更弱的发展中国家，这个不公平是有世卫组织的报告作证的。樊先生说人家硬要与发达国家比医保的水平。借用他的语言，这不是无知，就是无耻。

　　我不明白这些专家学者怎么这样反感网民和传媒有了发言的机会。我在猜想，他们若是生活在欧美，会不会反对一个没有多少财产和文化的农民与他们这样的大学者享有同样一票的选举权呢？

　　我对樊先生和张教授虽然谈不上是用“春秋责备贤者”的口吻发言，但对他们的一些经济学基本观点还是赞成的。

　　2004年8月底，在郎顾之争中，我写了一篇《张维迎“站”在哪里说话》，质疑的有两点，一是他只站在所谓“企业家”一边，而根本不愿提及如何善待工人。在这一点上，我及众多平民百姓与郎咸平看法是大体一致的，即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通过暗箱操作和钱权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给利益严重受损的国企工人很少补偿。但这并不表示我支持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的观点。恰恰相反，国企应当进行产权改革，政府应当退出市场主体地位，应当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当尽快减少政府审批，降低民营资本在市场准入中的门槛，这些方面我与张维迎等人的观点倒是一致的。

　　我质疑张维迎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第二点，是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张维迎这些知识精英是极其蔑视民众的，居然以“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而自傲。在蔑视大众这一点上，张维迎与鼓吹极端威权主义和“全民纪律”的郎咸平是一致的。其实，“国企改革”搞到今天这样怨声载道，正是那些精英（政府官员、国企老板、经济学家们）联手制定的方案，而完全排斥了国企工人作为利益相关人的参与。下岗工人成了刀俎上的鱼肉，所谓全民所有制的主人“全民”——社会大众更是不得与闻国企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正是这种缺乏程序合法性的不民主的“改革”扭曲了国企改革，造就了顾雏军这样的暴发户。这样的“改革”苦果要大众接受，无异于逼人吞下毒药，岂能心甘情愿？

　　2005年冬天至今，中国又展开了一场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毫无疑问，“改革”到了今天需要反思。“改革”不是神圣的，打着“改革”旗号掠夺大众，维护和扩大某些集团和阶层的特权、搞“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坏的市场经济”，只能进一步扩大社会裂痕，乃至激起社会动荡：但是，打着维护工农利益的旗号，煽动民粹主义，否定市场取向，试图将中国拉回老路上去也是注定没有前途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最缺的一是民主决策机制（已如上述），二是法治。滥用行政权力，寻租的人太多了！有位民营企业家亲口对我说过，现在好比一个养鸡场里，抢食的公鸡满地跑，下蛋的母鸡却越来越少，还总受欺侮，产量怎么会高呢？“公鸡”是什么？就是“公家的人”啦！陕西省榆林市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路志强最近发言炮轰“行政十弊”。其中第一条是讲行政权万能，第四条是讲“一些人依法搞腐败”，第八条是“审批权过多”。所谓“依法搞腐败”说的是法律被部门利益化，好多法律给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太大，给掌权者上下其手渔利的理由和机会。这也叫法治吗？当然不能叫！这不过是生硬熟软的“红薯政策”变成了“依法谋私”而已。

　　我们曾寄希望加入WTO，会给中国带来依法治国的“倒逼”效应。现在看来，这个效应远不如我们当初想像的那么大那么好。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守护神，而这个“神”是不能指望从外国引进的。法治要在中国扎根，必须靠我们坚定不移地排除艰难险阻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