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编著一部《中国近代全史》

　　张磊

　　著名历史学家、原广东省社科院院长张磊研究员认为，没有一部堪称“全史”的中国近代史，是史学界的一大憾事。他呼吁早日编撰一部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中国近代全史。

　　编著一部《中国近代全史》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兼具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述甚多，但迄今没有一部堪称“全史”。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香港、澳门和台湾相继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被割让和“永租”，从祖国的母体分离出去。此后的中国近代史大都只写主体（国家主权范围），而港、澳、台地区则另为专著，如香港史、澳门史与台湾史，只是在论及中国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时（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方才提及港、澳、台的反应。

　　这种状况值得我们反思和改进，应当开拓与创新。导致割地的不平等条约是殖民主义者用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强加给中国的枷锁。他们掠夺的地区则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领土。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不平等条约，并为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坚持斗争。港、澳终于在上个世纪末回归，两岸的统一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所以，港、澳、台始终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理应包括港、澳、台的历史。这不仅是科学的需要，也是祖国统一的神圣原则的体现。

　　内地的许多学者和港、澳、台学者们近年来达成了共识，即应当早日编撰出一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近代全史》。台湾著名的爱国文化前辈丁中江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曾倡议此事，指出这正是对李登辉的分裂主义的有力抨击，并与我们反复磋商，希望早日完成。近几年的事态表明，丁老的意见是卓越的。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玉法教授认为这是统一的需要，强调统一而又把港、澳、台的历史摒诸中国近代历史之外，是有悖事实与逻辑的不当做法。他已写了一部中国历史（从远古至2000年），把台湾与大陆融合起来。不过，遗憾的是未能把港、澳包含进去。当然，“全史”绝非把主体同港、澳、台的历史在形式上加以拼凑，而是将其有机地、紧密相连地融合在一起。历史的真相和本质就是如此，他们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之，“全史”的内容和架构必须对传统的章法有所损益。显而易见，这是一桩开拓性的创新任务。工作难度很大，要求认真策划和组织。

　　笔者认为，“全史”拟分为两卷，上卷起讫为1840年至1949年，下卷则跨越世纪，从1950年至2008年。任仲夷同志生前曾经十分支持这项任务，并愿担任顾问。国内著名的史学家金冲及、戴逸、李文海、龚书铎、张海鹏等教授均允承担相应职务。广州地区的资深学者们已经开始构思。本书的完成，当然也有赖于台湾、香港和澳门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的参与及支持。

　　“全史”的编撰准则与贯穿脉络，对于全书具有关键意义，屡经推敲，要点表述如下：首先，港、澳、台被从祖国母体先后分割出去，正是发生在近代中国遭遇半殖民地化的惨淡过程，即为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强行宰割的恶果。遭受剥离的祖国母体虽然形式上大体保持着独立，实际上则是逐渐沦为半殖民地。

　　严峻的现实正如孙中山所指出：无论“瓜分”抑或“共管”，“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而“作外国人的奴隶”则成为广大民众的共同厄运。这种噩梦的终结延至20世纪，台、港、澳从40年代到90年代次第回归，改变金瓯残缺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和祖国臻于独立、民主、富强。其次，在备受侵凌的屈辱时日里，各族人民不断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捍卫祖国统一与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斗争，彼此支援，相互呼应，实际上处于共同的战线。粉碎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的伟大辛亥革命运动，就曾涵盖了两岸四地。再次，祖国母体和港、澳、台在后来的岁月中虽走上了不同的经济社会演变的道路，但是，建设的承担者主要是中国人民———港、澳、台地区亦复如此。当然也还有着其他因素，诸如内外形势、执政者的方针与举措等。第四，无论侵略者在港、澳、台以及大陆竭力推行殖民化教育，实施文化钳制政策，妄图通过精神的灌输和戕害，迫使中国人民数典忘祖。但是，两岸四地的文化主流依然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广大民众的胸腔中跳动的是一颗“中国心”，民族精神显示出同源的巨大凝聚力。无可置辩的是：港、澳、台的被侵占是列强在中国处于贫弱状态下推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祸害；那么，当祖国屹立于强国之林后的回归统一就是时代的潮流。港、澳的回归已在上个世纪末实现，统一大业的完成终将成为现实。此外，“全书”必须以充分的、翔实可靠的史实为根据，作出科学的分析与评论，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