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鸿慈(1853-1910)，字光孺，号少怀，晚号毅庵，广东佛山人。他自幼聪颖，15岁就上县学。1873年，二十岁的戴鸿慈在乡举中拔得头名。三年后的光绪二年，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外任山东学政等官。史载：戴鸿慈容貌俊美，志向远大，胸襟开阔，为人和蔼可亲。在仕途上，戴鸿慈也是一帆风顺，官至礼部尚书、法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在清末官场中列一品重臣、立宪派的官僚代表人物，是清朝二百多年广东省籍任职最高的官员。
清末立宪运动的兴起，为戴鸿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1905年，作为清廷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出使美、日、德、俄等欧美十五国。对于戴鸿慈本人来讲，欧美之行，决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考察，实际上已经为其直接参与清末政治变革确立一个方向。考察回国后，戴鸿慈不仅带回各种书籍四百余种，还将考察沿途各国的所见所闻写成《出使九国日记》12卷，同时与端方共同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和《欧美政治要义》18章，为清政府详细了解当时美、英、日、俄、法、德等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乃至社会发展情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对推动清王朝的变革起了很大警醒和促进作用。
出洋考察宪政是清末立宪运动之发韧，而中央官制改革是仿行宪政的第一步。1906年6月，出洋考察大臣回国，结果是每一位大臣都推荐立宪政体。随后，慈禧召开一系列御前会议，讨论立宪。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次日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著派载泽、戴鸿慈及袁世凯等共同拟制中央官制改革方案。8月25日，戴鸿慈、端方奏请改定官制，提出八项改革意见，具体包括：划分中央地方权限、中央各部事权统一、调整中央机构、裁判税收官员独立、取消吏胥代以书记等。9月20日朝廷下诏正式将上述改革方案付诸实施。于是，改刑部为法部，专理司法；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掌审判，由此终结了延续数千年司法行政不分的状况，揭开了司法行政相分离、实行司法独立的制度架构。9月21日，清政府命戴鸿慈为法部尚书，官阶正一品，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专管司法行政事务的最高长官。
戴鸿慈对近代法制变革的影响，主要是他在清末“部院之争”中的主张。在官制改革中，清政府虽然明确了法部专掌司法行政，大理院独执司法审判。但法部所掌的司法行政范围，大理院所掌司法审判范围，官制改革方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结果，从人员选拔、筹办经费到职责权限都不可避免会产生争论。这一争论从最初(法)部(大理)院内部一些节位较低的官员，直到作为法部尚书的戴鸿慈与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官阶正二品)之间各自上奏朝廷，明辨权责。在这一过程中，戴鸿慈还专门于1907年2月致函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求教部院权限到底如何划分。1907年4月3日，戴鸿慈单独上奏朝廷提出了法部与大理院的权限划分。在上奏中，法部认为：“司法者与审判分立，而大理院特为审判中最高之一级。盖审判权必级级独立，而后能保执法之不阿。而司法权则层层监督，而后能防专断之流弊。”法部进而认为，其所管的司法行政权包括司法权和行政权。其中，司法权包括外省的死刑核准权、具奏秋审朝审大典和恩赦、特典以及宗室案件的审理。其行政权包括管理牢狱、监督大理院(各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和各省提法司、调度检察事务。可以说，戴鸿慈提出的部院权限“十二条”几乎包揽了大理院的大部分审判权和人事权。大理院虽有全国最高裁判机关之名，但只对一些徒、流案件具有最终审判权，从法官检察官的选调，到重大案件的上奏复核，统统由法部办理。不明究里的朝廷，批复了戴鸿慈的奏折。
对法部单独上奏，沈家本颇感不满。因为自他任大理院正卿后，多次“与法部堂官往返晤商，欲将此权限酌量定拟，合词请旨遵行”。但部院双方“商未就绪，而法部已自行具奏”。在沈家本看来，这是法部和戴鸿慈首先破坏了两家之间的“会商机制”。于是，沈家本在4月9日也上奏朝廷，对法部的权限划分标准，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在上奏中，沈家本认为：法部和大理院同属司法机关，“法部所任系司法中之行政”，“大理院所掌系司法中之审判”，界限分明，本无争议。大理院正处于筹设阶段，人员经费短缺，不能完全掌管审判权。但法部所定权限办法，完全侵夺了大理院的审判权，这与大理院专掌审判之本意不符。沈家本的上奏，让朝廷看到了部院之间的争吵，为此大为恼火。就在沈家本上奏的第二天，朝廷谕批：双方“会同妥议，和衷协商，不准各执意见”。不仅如此，朝廷还是担心双方再争论下去，干脆于4月12日下诏将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和法部右侍郎张仁黻对调，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院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