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意义和启示

　　■文/郭春林

　　孔老夫子说他自己，“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在萨特即将跨入随心所欲之年的时候，他却基本上丧失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双目失明了。早在三岁时，萨特的右眼就因为角膜翳而引起斜视，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斜白眼，不久之后，这只眼睛就几乎完全失明了。成了独眼的萨特此后又经历了许多，尤其是那个动荡的时代，但一切

　　萨特靠什么东西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就是他视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的写作。然而，萨特的写作绝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胜枚举的吟风弄月式的，也不是爱恨情仇的家庭悲喜剧，不是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更不是不疼不痒的应时应景之作，而是揭示现实中的黑暗和荒诞，洞烛灵魂深处的幽暗和肮脏，用心中的希望抵抗悲观厌世的时代的呼告，一言以蔽之，就是他为自己命名的“介入式写作”。

　　什么是“介入式写作”？在他的文论专著《什么是文学》中，萨特说，“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而那篇为我们所熟悉的《为何写作》就是其中的一章。请不要褊狭地理解“自由”。萨特的自由首先意味着责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越体验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对我们的要求越多，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也越多。”所以他说，“艺术作品是一种价值，因为它是一种吁求。”吁求什么？吁求一个建立于责任之上的自由。而责任也就是介入，介入现实，介入真正的写作之中，介入自己的内心深处，用良知写出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用灵魂作出对这个时代的回应。依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靠写作“说出真理”，不仅是客观的真理，更重要的是主观的真理，把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和盘托出，交给每一个人，交给这个世界。只有这样的写作才可以作为生活唯一的目的。这也正是我最为看重的萨特对我们的启示。

　　所以，当记者问他双目失明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的存在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但他是平静的，因为他心中有希望，他的希望，用他的同胞的话说，是“针对精神的衰退而提出的，是为了抵抗流行的动辄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或者导致苟且偷安的利己主义，或者导致乞灵于法律和秩序”，而他自己则说：“我寄希望于人，而不是上帝。”

　　双目失明的萨特似乎根本不可能“从心所欲”了，但他依然在做很多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他与孔老夫子相提并论。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然已经明了，可依然去做、要做，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萨特要痛心地批评：“从此以后不允许我去做的，正是今天许多年轻人轻视的事情：在文体上下功夫。不妨说文体是表达一个想法或一种现实的文学手段。”

　　在口水和博客盛行的时代，我但愿有人能回头去读一读这个独眼人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