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能迫“权利”自证清白

　　9年前，何永吉父子3人被疑为“嫌犯”，接受兰州市公安局民警马海禄、闫文生等人审查，被分别关押了7至8个月之后，父亲何永吉一个月后死亡，两个儿子一个患拘禁性精神障碍，一个视力下降。该案件被撤消后，两兄弟控告马海禄、闫文生采用暴力手段，逼取口供。然而，4月18日，兰州市安宁区法院一审判决：刑讯逼供罪罪名不能成立，因为法院认为，原告“不能确切证实是何人用何种行为对被讯问人实施了肉刑及变相肉刑”。(《兰州晨报》4月19日)

　　很明显，该案又是一起“权利”与“权力”较量，最终“权利”惨败而归的事件：权利一方在屈打成招之下，家破人亡、伤痕累累，而权力一方却在滥权后仍然“罪名不能成立”。就具体案件来看，在这里，人们显然又要想到“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确实，如果在刑讯逼供诉讼案中，实行的是被告方举证原则———由警察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而不是让已经受到权力重创的苦主“自证清白”，那么，该案的判决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

　　为什么必须呼唤这样一种“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呢，借着这起典型权力损害权利案，我想，我们有必要再次指出并强调这样一个重要的法治信条：在权利与权力的冲突中，权利者永远无须自证清白，而权力者则必须自证清白，换言之，需要自证清白的权利不是权利，而不能自证清白的权力必然是失控的权力。

　　以这样的权利与权力关系定位，验之于时下的生活现实，不难发现，凡是法治不彰的领域和地方，几乎都有卑弱的需要自证清白的沉重权利身影，而相伴随的总是自说自话、可以“免检”的骄横权力形象，以最近媒体揭露的几起事件为例：安徽省灵璧县，盛行交警“食物链”，交警“大吃”司机，“见车就罚、雁过拔毛”；领导“大吃”警察，“必须把钱给我弄来，哪怕你去偷、去抢、去借，任务得交齐”。在天津南开，一法官更是和律师拳脚相向，宣称“我就是法院，法院就是我”。此外，在江西南昌，一位交警因为“情绪不好”，5分钟开出2550元罚单……

　　一句话，只有权利与权力各归其位———权利得到充分张扬、不言而喻地受尊重，而权力无时不受制约，我们才能真正走向法治，走向社会秩序的清明、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