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社会”：飘十年落地未生根 何处是归途？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市场经济体制推行10多年后，曾经很少的“飘一族”逐渐壮大为城市主流人群中的大多数，而这个国家因此正在形成“蒲公英社会”：整整这代人，飘在城市，心无所属，他们能做的是，把种子留下，指望下一代生根发芽

　　大约10年前，他们选择了“飘”的生活，10年后，无论富有还是贫穷，他们几乎无法在所飘的城市里找到心灵之根。那么，何处是归途

　　张然：此地仍是他乡

　　“那是一张戴眼镜的脸，画得很粗糙”，张然指着他那辆帕萨特的座椅后背说，这是他那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留下的杰作，原因是张然拒绝给他买PSP(电子游戏机)。

　　“我儿子比我滋润多了，今天他和他姥姥姥爷去怀柔看梨花去了。”张然很羡慕儿子的生活，来北京12年了，尽管已经娶妻生子，有房有车，但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

　　1993年，张然毕业于辽宁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辽阳市政府机关工作，开始了“托儿所”般的日子。1994年春节刚过，张然辞掉工作，独自一人带着3000块钱到了北京。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一家电脑公司做市场。

　　从市场专员到经理助理，再到市场部经理，张然用了两年。不久，张然辞掉工作，在中关村租了两个柜台开始卖电脑。现在的他是一家著名品牌笔记本电脑的金牌代理商和某品牌液晶显示器的中国区一级代理商。

　　尽管在这个城市里，有张然全部的事业，但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在提醒你是外乡人。”张然在注册成立公司时，因为要求注册人必须是北京户口，他只好通过朋友找了一个北京人合伙，“因为不了解，开始时常担心对方会卷款走人。”

　　“我去买房子，售楼小姐礼貌地问我是不是北京人，我说不是。她告诉我，外地人在北京买房必须申请外地人在京购房通知书，首付必须是北京人的两倍，并且银行只能向我提供为期15年的贷款。”张然说，从那以后，他决定找对象一定要找个有北京户口的。

　　现在张然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妻子是那种父母都在北京的北京人。因为这，张然的孩子念书也省去了很多麻烦。

　　但张然仍然有极强烈的漂泊感，他说“在北京我永远不会有家的感觉。对我来说，父母所在的辽阳是我更牵挂的地方，尽管一年也回去不了几次，但经常想起它时就觉得踏实。总觉得无论到什么时候，哪怕没有任何地方去了，那里还有一个家在等着我。”但张然觉得他这辈子都不太可能再回老家了，毕竟这里有他的妻子孩子，也有他的事业。

　　“现在我也说不上自己到底是哪儿的人，即便给我个北京身份证也找不到归属感。”但张然的儿子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就是北京人”，儿子已经在北京生根发芽了。

　　胡吗个：尘埃还未落定

　　33岁的胡吗个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子，这是他飘荡了8年之后的事情。1995年夏天来到北京时，胡吗个随身只带了两样东西：一床被子和一把吉他。那时候，他是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毕业生，他们班中，他是惟一一个放弃户口和档案走出体制的人。

　　许多年过去了，分配在北京当老师的同学们聚会时还会关心胡吗个：不要忘了给自己买保险。这总让他觉得语境不对。“我还和从前差不多，但他们已经有了老教师的样子。”彼此已经找不到太多的共同话题。

　　刚到北京的胡吗个居无定所，一段时间居住在清华北门附近的农民出租房里写着自己的音乐，累的时候对着夕阳发呆。“不是害怕艰苦，就是觉得没有未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不对。”在那里，胡吗个写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人人都有一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21世纪》。

　　作为“飘一代”的典型，胡吗个曾经被广州《新周刊》写进了杂志里，那是2000年的事情；此前的他已经短期做过诸如代课老师、书店店员、广告公司策划等职业。1999年，胡吗个的专辑被一家唱片公司看中，并顺利出版， 随后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创办了一个网站，并顺利地拉来了风险投资，日子看上去要变得好起来。尽管如此，胡吗个还总有一种虚幻的感觉，“走在金融街，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掏出的名片写满了各种吓人的头衔，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人都是身价百万。”不久之后，互联网泡沫粉碎，胡吗个又回到了失业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着日后到底该怎么办。

　　胡吗个用了很久的时间才恢复过来。现在他已经是一家音乐网站的艺术总监，有着一份还不错的薪水，结了婚，并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他已经不太需要出名的时候，2005年担任“超女”节目的评委让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而比起十年前的狂热，胡吗个已经变得平和许多，现在，互联网成为了他的职业，音乐变成了爱好。

　　这个离乡十年的人还保持着每年春节回家的习惯。一次回家，火车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很多孩子被大人抱着挤缩在车厢的一角，孩子哭闹的时候，就被喂上一口方便面，或是灌上一口矿泉水。看到这些孩子，想到他们日后一样会长大，一样会娶嫁生子，胡吗个突然动了也要一个孩子的念头，“年轻的时候可以无所顾忌地去闯荡，但是年龄越大，就会越感觉到身上的责任。”

　　飘荡十年之后，胡吗个曾一度产生了回到家乡生活的冲动，因为“那里的网费比北京便宜”，资讯对于家乡的小山村也不再是太大的问题。但几经考量，胡吗个还没有舍得离开北京，“这里有我所有的朋友，也实现了我最初的梦想。”他说。

　　孙薇：热闹仅是烟花

　　10年前的1996年，家在沈阳的孙薇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像很多同学一样，孙薇来到北京加入“北漂”行列。

　　开始时，她住在红庙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月租150元。托朋友介绍，在一家图书公司做编辑。

　　因为在地下室，BP机收不到信号，下班后别人基本联系不到她。“那时同事以为我晚上要看稿子，所以把BP机关掉了。结果大家还夸我勤奋，呵呵。”

　　收入增加之后孙薇第一件事就是从地下转移到地上。但为省钱她住到了离市区很远的通州。经常天不亮就要起床，一天近4个小时在路上。

　　一次单位开会，要求9点到。结果直到9点一刻她才到。

　　会后主任问：你住哪啊？几点起床的？

　　孙薇说：我住通州，6点半就出门了，唉，堵车。

　　主编说：你还不如住天津呢，坐火车不到俩小时就到了。

　　孙薇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买个房子，然后找个男朋友嫁了。后来，男朋友找到了，也是跟她一样的“北漂”，但房子只不过是由一个人的梦想变成了两个人的。

　　“那时我们两个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也供不起一个四环以内的房子，而且我们的工作都不稳定。”孙薇在北京的6年里，工作换了7次，“每换一个工作就要换一个住处，找房子、搬家把我折腾得要死。”俗话说“穷搬家”，每搬一次家孙薇就扔一些东西，几年后当她回沈阳的时全部家当竟只有一只皮箱。

　　孙薇在大学毕业时，家里人已经为她在辽宁省图书馆联系好了工作，但一心想去北京的她放弃了那份别人眼里的美差。

　　6年的“北漂”后，孙薇开始适应北京的快节奏生活。闲暇时，她也会跟朋友泡泡酒吧、逛逛书店、看看画展，到潘家园淘淘宝贝。但随着时间飞快地过去，孙薇想在北京有番作为的雄心壮志也不断被磨灭。

　　“几年之后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所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混出头。特别泄气。”孙薇在与同是来自于沈阳的男友交往两年后，在家里人的催促下，于2002年春节前告别了“北漂”生活，回了家，在位于沈阳东陵区丰乐二街的东北摩托车市场，接手了一间摩托车配件商店。

　　孙薇说，无论选择哪里，其实就是希望自己活得更好，如今的生活虽然不如她北京时的富有激情，但丰厚的家庭收入和在当地众多的亲戚朋友让她觉得生活得舒适、充实。

　　“尤其是这些亲戚朋友的走动和关怀，这种感觉我在北京是无法拥有的……在北京时我有很多同事，认识很多朋友，但那种热闹不过是烟花般的一瞬，更多的还是寂寞。”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何晓鹏 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