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农民工期待雨后彩虹(图)

　　正在等活的女农民工一脸茫然。

　　狭小的简易房里挤住着十几个女农民工。

　　文／图记者王丽薛雯

　　特别提示

　　每月休闲娱乐时间及消费：0；每月着装化妆品消费：近乎0；每天所有花费：5元以下。这是记者日前在我市一些临时劳务市场走访多个女农民工获得的数据。据调查，这样的女农民工一般每年可为我们的城市创造财富2万元，但其个人所得却不到5000元。在进城务工赚钱的共同愿望下，女农民工在形形色色的生存矛盾中挣扎。城市光彩夺目的生活中，残酷的生存现实让这个本就弱势的群体显得更加羸弱。

　　在政府自上而下系统关注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同时，由于生理、心理和社会条件等多方面原因的限制，女农民工的喜怒哀乐更应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工作挣钱几成惟一目的

　　36岁的沈玉芬佝偻着腰站在寻活干的人堆中，遇到穿着齐整、貌似老板的人走过，她都会上前问一句：“寻人不？我能干活。”4月14日下午，在碑林区临时劳务市场寻活干的女农民工中，像沈玉芬这样的女性有百人左右———期盼的眼神，干渴的嘴唇，憔悴的面容是她们给人的第一印象。

　　“我也不知道想找个啥活，只要给工钱、自己能干就行了。”沈玉芬对工作的期望值并不高。

　　56岁的李连娣来自长安，如果单从外表上猜她的年龄，很难有人会报出60以内的数字。花白的头发、满脸沟壑般的皱纹、过早脱落的门牙似乎都表明李连娣的生活远不像同龄的城市女性那般轻松。“家里生活苦么，出来多少能贴补一下。”即便已经不是第一年出来，多少也该有些经验了，但每有雇主过来，李连娣总是心里没底地试探着：“你看我能干啥？照顾个老人什么的应该没问题。”

　　听到记者询问沈玉芬和李连娣对工作目标的问题，旁边五六个三十余岁的青年妇女投过惊讶的眼神。“咱这样的大老粗，还期望个啥，只要人家给活干，不拖欠工资就行了！咱跟那些念大学出来的年轻娃不能比，人家年轻、又有文化和本事。”其中一位颇为泼辣的妇女大声说。听到此话，其旁的人也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在记者随后走访的新城等几个劳务市场里也看到了和碑林劳务市场类似的场景：占大多数的男农民工基本有着明确的打工方向，他们自动按照务工意向有序组合成装修工、食堂工等几类，并在地上摆着一张写着自己专长的单子，让前来雇工的人一目了然；而女农民工则基本上成群聚集在进门处，经询问，大多数没有求职目标，有的甚至还不清楚自己到底能做什么。

　　然而，沈玉芬并不觉得自己这种被外人称为“盲目”的东西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还一直觉得自己会比一同务工的女性找工作顺利很多，因为“我能吃苦，我连工地活都干过”。从给工人做饭到背沙、搬砖等工地活，15年的进城务工经历，她几乎干遍了这个城市犄角旮旯为城市女性所不屑的所有活计，“能吃苦”是她15年成功打工经历的“秘笈”。

　　亲情割舍不断的牵挂

　　沈玉芬进城务工了，家中留下了两个孩子和两个老人。

　　“如果不是为了挣钱，谁愿意撇下老的和小的，走到哪儿也不放心啊！”多年在外打工的经历，使原本腼腆的沈玉芬变得快人快语。她告诉记者，第一个孩子刚满1岁的时候，自己就进城打工，因为在老家贫瘠的土地上，辛苦一整年也捞不到几个钱。“我就和娃他爸商量，趁着娃小，老人身体也还好，赶紧攒俩钱，以后娃大了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在这样的动机下，当年25岁的沈玉芬再次选择了进城打工。除了1999年生育第二个孩子在家待了一年、2005年婆婆生病在家伺候3个月和每年逢年过节必要的返家以外，沈玉芬说自己一直在这个城市里打工赚钱。

　　“不想娃们是假话，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咋能不想呢！”尽管身边人来人往，沈玉芬仍是哭出了声。她说，两个孩子她都带到3个月大，孩子几乎还没断奶她就进了城。尽管大孩子现在13岁，小孩子也已经7岁，但作为妈妈的她却基本上没有和孩子怎么待过。“一年365天，我至少300天在外头，但娃们都懂事得很，知道我是为了他们才出来打工的，对我很亲。”为了弥补对孩子没有尽母亲责任和对老人没有尽子女义务的愧疚之心，沈玉芬说自己只有拼命地赚钱攒钱、逢年过节回家给老人孩子买衣服和吃货。沈玉芬告诉记者，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自己的爱人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累得很，钱也不多。”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坐公交车最多也就两个小时的路程，但沈玉芬和爱人最短却得3个月才见一次面。问及原因，她说，坐车来回倒，城里人多车多，她和爱人都不习惯，最重要的是见一次面来回坐车得花近5块钱，差不多是一天的饭钱，两口子都舍不得。“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每次约好一起回家，既把家里人都看了，我和娃他爸也见了，就行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和一般的女农民工不太一样，王妍的丈夫在礼泉务农、照顾一家老小，她则连续4年来西安务工。“今年活不好找，”王妍无奈地告诉记者，已经在劳务市场待了1个多月还没找到一份工作，现在她和一位老乡合租着一间每月150元的民房，为了省钱尽量自己做饭，“就这，带来的400块钱都快花完了。”虽然离家并不算远，但王妍一年只回去两趟，一次是夏收，一次是春节。“想孩子了怎么办？”“看下照片，不然咋办，不出来连他的学费都交不起！……要是他以后能念大学出来就好了，就不会像我找活这么难了。”

　　城市近在咫尺却是天涯

　　和男农民工一样，女农民工身处这个热闹喧嚣的城市，却如同水之与油，虽然在一起，但却不能相溶。

　　在西安十多年的打工生活，沈玉芬仍然时常在白天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寻找合适的工作，寻找工作没有固定住址的晚上则蜷缩在每晚1.5元的廉价旅社里。她说，像城里人不喜欢自己一样，自己也不喜欢城里的人，“他们穿着很好，但心眼都多得很，自己一不小心就被城里人骗了。”

　　城市里的娱乐设施并非为沈玉芬这样的打工者而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闲暇时，大多数女性农民工常常是通过给家里打电话、逛街、找老乡聊天或吃完就睡来打发时间。采访中，当记者问到，“在城里打工这么多年，有没有逛街和逛公园”的问题时，身边的数十个女农民工顿时一片哗然。

　　“一天从早上五点干到半夜两三点活，又没个礼拜天啥的，哪儿来的时间去逛？”“咱可没钱，逛公园要花钱呢。”

　　“出去城里人看不起咱，干脆咱就不出门丢人现眼了。”

　　沈玉芬和她们一样，虽然身处这个以旅游闻名全国的城市，但几乎没有到哪个景点逛过。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还是2000年国庆节，她和爱人花了30块钱，带着两个孩子在钟楼逛了一个下午。

　　4月18日是记者跟踪沈玉芬记录其找活历程的第五天，以往等上三两天就能找到工作的她，这次却已经等了整整一周。当天下午6点，劳务市场要关门了，等待了一整天的沈玉芬无奈地拎起自己的塑料袋，带着记者回到了自己暂住的小旅馆。

　　说是小旅馆，其实只是南门外一个建筑工地旁的一间简易民房，沈玉芬和十多个和自己一样的姐妹找工期间临时住在这里。尽管是白天，可推门进去的人仍需要借助一盏昏黄的小灯泡，才不至于撞上摆得紧紧凑凑的床板。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摆着4张单人床和一张大通铺，中间只留着大约一尺多宽的过道。“大通铺上挤5个人，单人床是睡两个人，都是进城打工的。一晚上1块5么，还能住啥样的房。”只要便宜，能住就行，沈玉芬对居住条件基本没有要求。“尽快找到工作，就不用在这住了。”像沈玉芬这样的务工妇女都希望找份管吃住的工作，“包吃住，每月三四百的工资才能有余钱攒下。”

　　20多万女农民工亟待关注

　　当女农民工还正在各种矛盾中挣扎和适应时，和男农民工一样，她们的权益也正在被侵害。然而，面对权益受损的现实，更多的女农民工选择了沉默或回避。采访中，沈玉芬告诉记者，刚开始打工时不懂维权，后来知道了也“不敢”，“因为说不准啥时候家里有事就得回去，到时老板不但不给工钱，可能还按合同罚钱。”

　　“前来维权的女农民工非常少。”市总工会进城务工人员维权服务站一位杨姓工作人员说，许多女性农民工根本就不知道市总工会有这么个维权服务站，个别前去的女农民工也是从老乡、媒体处获知的消息。一般情况下，投诉多集中在辞退后不退还押金、试用期过后挑三拣四和克扣工钱后辞退、发生工伤雇佣方不愿负担等几种情况。同时，据记者调查得知，一些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中关于女职工怀孕、哺乳期间福利待遇规定，不对女农民工实施特殊保护的问题也相当严重。显然，女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需要被给予更多的关注。

　　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石英说，每天上百万的外来流动人口徘徊在西安，其中女性占1／4~1／3，约20多万。她们要想在城市的滚滚浪潮中寻找一丝发展空间，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90％以上最终只能从事服务性行业或针对性较强的行业，例如保姆、家政、清洁工或从事餐饮招待，要想跻身城市的上层社会，相当困难。而与她们相反，男性则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在城市中，男性打工者有的已经进入白领阶层，女性则很少受到这种关爱。她们还是徘徊在城市的最低层。

　　据其分析，造成女农民工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一般由于政府职能部门对劳动合同的签订行为管理不到位，使用工方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失去监控，一些用工方与女农民工开始形成劳动关系时，就直接侵害了女农民工的权益；其次，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在某些方面存在漏洞，非法中介机构为用工方提供了大量的非法用工；最关键的是，女农民工文化素质一般不高，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普遍不强。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当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又不懂得如何维权，加上她们是单个分散的，无法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因而在与用工方的交涉中自然而然会身陷弱势境地。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石所长说，不懂维权、权益受损等目前的热点话题只是女农民工在城市挣扎的一个反映，在这所有表面现象的背后，关于她们内心深处更激烈和矛盾的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需要我们给予更多更全面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