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吃剩饭吃掉了谁的尊严？

　　吴钩

　　北京海淀区黄庄中建二局某工地给民工吃包工头吃剩的鸡骨、鱼刺、鸡蛋等东西，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虽然受到舆论的谴责，但记者随后的跟踪采访发现，11名自曝吃剩饭的农民工已经“下岗”，全部“闲置”在宿舍（4月20日《华夏时报》）。另据报道：肯德基日前推出一个有暗示“读书无用论”嫌疑的广告片，结果引发众多市民的猛烈质疑，随后肯德

　　之所以将两则新闻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觉得肯德基与包工头的做法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样面对舆论压力，前者可谓从善如流，后者则不但毫无自责与反省，反而对自曝家丑的农民工采取“报复”。这么比较，当然不是要证明洋公司更有道德责任心。在我看来，肯德基修改广告与农民工被炒鱿鱼，是不同博弈情势下的不同结局。

　　肯德基播出有争议性的广告后，面对的是汹涌的民意压力。换言之，这是一场与舆论压力直接进行的较量。对广告有意见的批评者中不乏洋快餐的消费者，肯德基自然不敢得罪自己的潜在客户。而给农民工吃剩饭的包工头，尽管也可以感受到媒体的批评，但与他们直接博弈的毕竟是势单力弱的几个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农民工明显缺乏向包工头争取正当利益的谈判组织和足够的利益表达渠道。这样的利益博弈格局，无疑是失衡的。

　　令农民工更感失望的是当地卫生监督部门的态度：由于食品卫生法里只明确规定不可以提供变质食品，没有规定不可以吃剩饭，所以，给农民工吃的剩饭只要没变质就不能算违法，这只是个道德问题。言外之意，是不是给农民工吃剩菜剩饭，要靠包工头的道德自律。然而，如果道德压力不能转换成现实的博弈力量，那么对包工头的约束作用是很有限的。公共部门的不作为，使得原来已经失衡的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的博弈无法趋向平衡。尽管受尽委屈的农民工可以向媒体反映问题、寻求外部的舆论支持，但那11名自曝吃剩饭的农民工最后遭到“闲置”的命运，却证实了在失衡的内部博弈情势下，弱势一方的“不服从”往往只能得到更不利的后果。

　　吃干净的饭菜是每一个农民工应得的待遇。吃别人的剩饭，首先不是卫生不卫生的问题，而是尊严受到侮辱的事情。但不吃剩饭的权利不能靠包工头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自觉，而应依靠舆论压力与法制力量的支持，依靠民工自身博弈力量的增长。当农民工的正当利益诉求如市民质疑肯德基广告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博弈力量时，他们不吃剩饭、不被拖欠工资的权利才可能得到尊重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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