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谁在转变，谁是死脑筋

　　网上人称“时评家”、自号“老愤青”的鄢烈山同志撰文《经济学家的理性岂能排斥大众的直觉》，批评张维迎教授这些专家、学者轻视大众的直觉判断，将专家、学者的“理性”和大众的“直觉”对立起来。我当然不同意他“比如美国总统，他在作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但最终拍板，靠的还是他的直觉”的观点，如果这样，众多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智囊机构就要吃西北风了。

　　还记得去年鄢烈山同志也撰文《张维迎站在那里说话？》，文中想忠告张教授：一个著名的学者，若不避嫌“站”在某一个阶层之中，若太自负，以“站”在“大众舆论”对立面自雄，他标榜“独立性”是没人相信的，他对社会发言的每句话都可疑——哪怕他有时不乏真知灼见。现在想回头，我还不知道张维迎教授是站在那里说话，但不少观点绝对不乏真知灼见。

　　说这些并不是在批鄢烈山同志，而且昨天看到了该同志的《反思改革不必扯什么过去的“好日子”》一文，感觉其转变就很快。如“对于我这样在旧体制中长大的或过来的人，只要良知未泯，没有谁会真心留恋那个时代。”、“我们很有必要多讲一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给年轻人补点历史课，同时也让出于人性弱点容易怀旧的过来人保持清醒”、“有人试图利用民众对权钱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的道德义愤，否定改革开放的市场取向，吁求打压民营经济，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倘若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有基本的认识，相信就不会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错误，就能够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进”等等。

　　看看，写得很好嘛！这样就既有理性又有直觉了，更直言得可爱，因此也觉得有点可敬了。对于我也是60年代出生的人，我当然没有说其他人没有理性又没有有直觉，但自然欢迎这样既有理性又有直觉的观点。

　　然而，对于薛涌先生（他在美国，自然称先生了），给我的“直觉”就如文章题目一样了。因每天看《南方都市报》的评论，自然“薛涌”两个字肯定会进入我眼中的，而且既然要谈论别人，也肯定要了解别人一下。

　　薛涌先生自认自己为自由派，但他说“我这个海外自由派和国内自由派的不同。我的基本信念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因此他这个海外“自由派”就批评国内自由派了：“如今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学了几个西方的词汇，翻云覆雨，把大家都当傻子糊弄。张维迎的悲剧在于，他学了一大堆自由经济的教条，但对自由经济运行的基本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原则出奇的无知”（《张维迎：不理性的“理性思考”》）。并先下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学界主张市场化改革的“自由派”，在推广和普及市场经济的理念方面有相当显赫的功绩，如今却几乎成了过街老鼠”（《“自由派”为何失去民心》）。

　　但可惜我从来没有看过薛涌先生对“自由经济运行的基本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原则”作过什么详细的论述，却见他不断撰文抨击国内自由派“学了几个西方的词汇，翻云覆雨，把大家都当傻子糊弄”，“如今却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吗？）。看来薛涌先生要去翻翻经济学书籍，或许对你这“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派”封号有用，这样才会加深你对“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的认识。

　　薛涌先生的几篇文章几次提到自己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我自己没有看过，仅凭他最近的文章观点来加以评论而已，或许也是我的知觉不理性吧，不过也对薛涌先生身在美国而关心国内的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问题表示敬意，更希望其赞同国内自由派的一个观点：目前的问题问题是公共治理方面的改革与经济领域的改革相比严重滞后的结果，就是其他体制领域没有同步改革的结果。否则，就算是他回国作主流，结果也许一样糟。

　　事实上，从近日张维迎教授的文章《高薪养廉基础脆弱，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已经可以知道，正如叶檀所说的：张维迎教授说出的是大实话。而我认为，这是体制内学者最大胆公开的大实话。在此之前，鄢烈山同志也没有说出，薛涌先生更没有说过，鄢烈山同志也可以算是体制之外的人，但现在已经明白。而薛涌先生更是体制之外的之外之人了，本应更大胆说话，然而却还是有点死脑筋。

　　我自认人微言轻，千万不要说我想借名人出名，每天基本花四五个小时看书上网学习和写点东西，纯属个人业余爱好及自我娱乐，我只是做一些小本生意，起码这样的爱好比去打牌赌钱泡夜总会好，如有错漏，大家也就当娱乐吧，你们骂我就顶一下，高兴就敲个字算是拍个掌，那么我也高兴自我娱乐了，如此而已。

　　最后总结一下，对鄢烈山同志现在既有理性又有直觉，是直言得可爱，因此也觉得有点可敬了；对于薛涌先生就可以继续下去推销他自己的“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派”观点，但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会有理性又有直觉地去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