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学者高官落马唤醒荣辱观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依法复核终结成都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正厅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高勇被核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新华社成都4月5日电）同样是今年的4月，为师10余年，为官10余年，从教师到副省长，再从副省长到博导的李达昌因滥用职权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按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这是这一罪名的最高获罪年限。

　　应该说，两人都是学者型官员，而且也是有真才实学的。高勇同时拥有通过CPA和国家司法考试的资格，这不但在官员中非常鲜见，在社会所有从业者中也为数不多。李达昌十余年教书育人，又能在主动请辞后当博导，说他学力深厚也是无可置疑。有这样的人充当父母官，应该是百姓之幸、地方之幸和国家之幸。二人的翻身落马，不但是他们自己把名字永远刻在贪官污吏的耻辱柱上，也刺痛了我们对学者和官员这种二合一人才的期待。

　　从法律上说，两人涉案金额几百万上千万，这么判决，一点也不冤。但高级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弊端批判力量的中坚，本来应该去做我们解剖社会的“柳叶刀”，现在却身陷囹圄自身难保。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应该扮演君子角色的人，却与我们的期待相差云泥。我们的先人告诉我们君子应该是这样的：夫君子者，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不为斗米而折腰；吾养吾浩然之气等。如果学而优则仕，则：仕者，身为天下人表；以德配天，教化天下；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当然，君子也是人，也爱财，但爱财也要不忘为人之本、学者之道，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是，问题还是出现了，而且出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巨大转型的时期，处在一个我们如何继承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又在实践师夷长技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时候。德治和法治是我们找到的并行不悖的进路，政府推动型的革新是我们的选择，高官既是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当然就应该是德和法的典范。古代的父母官能因为保护一个手刃杀父仇人的孝子而不惜挂冠而去，我们笑他礼重于法，以牺牲法律的代价来保存自己德行。但在这两位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了他们违法，也没看到他们的德行，连古人都不如。或许，在这个转型时期，我们对他们的官员身份要求太高了，官员素质也会良莠不齐。但既为学者，应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不是对他们太苛求，而是他们实在曾经太优秀，落马后又实在让人太痛心。

　　有人说：east or west，money is the important（无论东方西方，钱最重要），又有人说，钱是通行于世界的审美标准。说地对，我们要鼓励人们对财产的进取心，因为这能最有力的刺激人的潜力，来通过追求自己的富裕从而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推进社会福利。但这种财富文化现在以荡涤一切的霸王姿态，横扫着我们的价值观。而且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的精英层，企业界有人为了财富不惜商业贿赂，学术界有人为了名利把学术腐败演绎地惊心动魄，政界有人为了官位联手黑道卖官鬻爵。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是这个利字，并不只有一己之私才是利。继往圣之绝学、为生民请命也是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利；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是利。既然已经是学者又是高官，何必去实践那种“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低级悲剧。

　　我们的祖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灾难，好不容易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翻看我们的近代史，我们看到了多少耻辱，我们又经历了多少感动。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我们的先人我们的民族脊梁是用生命去抗争一种独立一种完整一种富强，这是何等地光荣。而如今，某些贵为社会精英的人去是用生命去争一种不合理的富裕一种不合法的特权一种背离百姓的独富其身，这是何等地耻辱。

　　西方哲人说，人类历史就象一个宏大的巨幕，上演着有神秘目的和计划的剧目，人的个体只不过是不自觉地在成为其中一个角色而已。这两位学者官员的角色，又是充当我们社会转型期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什么角色呢？以两人学问之高深，以两人官位之显赫，以两人下场之可悲，足够充当这个角色——那就是唤起我们对财富文化搞拿来主义的清醒头脑；唤起我们向先贤看齐并发展的责任感；唤起我们身为“公卿将相”者身为社会指路人的学者乃至每个人的道德观；唤起我们切实体验什么叫荣辱又怎么去实践的荣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