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读书无用论”是反智主义的变种吗？

　　从红网那里拜读到谢涛先生的大作《“读书无用论”是反智主义的变种》，观点新颖，但却值得商榷。作者在文中认为，现在在农民阶层中出现的“新读书无用论”是长期以来潜伏在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中的反智主义，借助公共政策失误和教育体制弊陋而产生的爆发。同时作者还把“新读书无用论”与“焚书坑儒”、“文化大革命”等的人间惨剧混为一谈。——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乃至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表现在于作者在批评农民反智的选择“新读书无用论”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的探讨时下的农民们怎么会这么“反智”，而不“正

　　从1989年开始我国实行大学收费制度，当时每学年学费是200元。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89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是1376元，200元学费占年平均收入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6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年收入的50%左右。12年后，学费暴涨到5000元至1万元不等，涨幅为25倍至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我们来算一笔教育费，中国的中低阶层的家庭每年年收入为6000元，每年6000元的标准送一个孩子上大学到毕业，父母就要不吃不喝的干四年！有政协委员曾指出，在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4年的花费，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再计算得“极端”一点，一户家庭一年收入为1000元（这样的家庭在偏远山区有不少），如果要送一个孩子从小学一直念书念到大学毕业并加读两年研究生（其中小学以每学年800元计算，中学为1500元，好一点的大学为10000元），十八年算下来，一共需要73800元。73800元对于一个年收入才1000元的穷困家庭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呢？这就需要这对夫妻从红军开始长征时就埋头地里一直苦干到2008北京奥运会，终年不断，并且始终要不吃不喝，方能有一个学成的孩子从大学里出来找工作，这时还要面对“毕业可能即失业”的命运。

　　在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父母因筹不起学费而含泪自杀或者孩子因不想看到父母的痛苦而自寻短见的事件，早已是旧闻、常闻。真是“不见新生笑，只闻父母哭”——“新读书无用论”正是在这种“哭声”之下被逼出来的，而“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初期的“读书无用论”则是在“原教旨主义”的癫狂之下排出来的“分泌物”，它把矛头直指知识，认为“知识无用”、“书本知识贬值”，充满了主动性，但现在的“新读书无用论”则是被迫的——不是农民不要书本，而是“书本”以它的高贵凌驾架于农民的能力之上。如果现在的教育收费合理，那么，即使孩子出来之后仍然要为工作发愁，我个人认为农民们还是乐意让自己的孩子到大学读书，在当今社会也不会导致“新读书无用论”的诞生——现在的农民们不是傻子，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性考量。他们的理性就如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在够用的同时，付出最少。然而，业内公认的事实是办教育已经成了中国少有的几个暴利行业之一，现在的农民们送一个孩子上大学，就让他们不但不“够用”，还付出了“最多”，当这种“最多”超过了他们最大的负荷，而且收获又显得隐隐约约，遥遥无期，他们就只能放弃。在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时候，两害相权，我想每个人的选择都会是无奈而必然的。因此，很明显，新“读书无用论”固然存在人们认知上的偏差、心理上的抵抗，但究其本源，却在整个教育制度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本身，除了釜底抽薪，从根子抓起，其道无由。

　　当下的教育现状乱象丛生，使人失望，针对高校的“新读书无用论”不过是失望之下的众多产物之一而已。回避了社会的背景和问题的根源而单单对农民进行指责，这显然是欠缺理性的行为，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更缺乏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