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改杂文”的幸与不幸

　　杂文时评家洪巧俊在《应运而生的‘故事新编’》(《杂文选刊》)一文中写道，自己曾有两篇写得较有“深度”并且比较满意的时评，但投了多家报刊都未被采用。编辑告诉他，个中原因是时评的内容太“敏感”，被上头压下来了。

　　时评居然也会与一些批评报道、敏感话题享受同等待遇，而被压稿撤稿，真是有一点点意外和新鲜，这样的事，以前基本上成了鲁迅的专利，没想到在七八十年后，已经进入

　　更有趣的还在后面。洪不得已，就把把两篇敏感时评换个头面，虚化处理，改成了两篇杂文，名为《林肯竞选中国村官败北记》和《新桃花源记》，没想到立时顺利见报，前一篇还入选多个年度杂文选本，令我们的杂文家哭笑不得。

　　鲁迅当年为了能继续著文战斗，不得不用曲笔、隐喻，今天的时评改杂文，也是一种“曲笔”吧。在当代评论界里，新锐的时评出手快、战斗力强，在各种纸质媒体和网络上大行其道，大有后来居上超越杂文之势，没想到现在一比拼，才发现，还是评论的“老大哥”棋高一着。杂文“高明”的地方是，隐晦，不点名道姓，还具有一定的“文艺性”，有刺，但不深，也让人有点痛，不会因为被人指名道姓而伤筋动骨，说来道去，还是鲁迅把杂文的曲笔、隐晦工夫做到了家，让它在今天不致于因为敏感而被撤稿，而引来文字官司——鲁迅的伟大，由此可见一斑，杂文的兴盛，也是其来有自。

　　佩服了半天，又不得不怀疑，如果“隐晦”成为时尚，曲笔成为“主流”，这样的文坛或曰“评坛”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作为“公民写作”的时评会因为种种敏感问题而受搁置，这个社会的某些器官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故障？

　　时评的内容大多是根据已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评述，按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需要忌讳的地方，要论“敏感”和冒犯了某些人的，大概还是在观点的尖锐、语言的犀利以及引述的事实所具有的冲击力上，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民意的表达，对当事人不会在实质上具有多大的威胁。而现在居然出现了因敏感而被“枪毙”，一方面说明了时评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言论表达自由度的还相对窄小，民意的表达还受到一些来自某些当权者非正当的压制，在批评的背后，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手”，看不清的“沉渣”，需要我们的时评和杂文以更利的剑锋刺向阴暗的最深处。

　　从发表的结果上看，杂文“胜”了，时评“败”了，不过要从力量的对比和杀伤力上看，我觉得结果正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时评胜了，因为它让对方感到了剧痛，痛得不敢正视，只能动用权力或者其它非正常的手段来对付这一两千个小小的文字——这是时评被压制的“不幸”中所值得“庆幸”的。

　　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投枪!也期待这样的投枪能在赛场上得到公平的机会，顺利投出，击中对面虚弱的“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