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多少人有被打20个耳光的承受力

　　2005年10月5日，抚顺市的邹有学女儿邹华驾驶奔驰轿车，其母亲也在车上。在大街的行驶途中，轿车挂碰了路边地摊修车人刘兴伟正在修理的一个自行车，双方发生口角后，邹有学赶到，刘兴伟持刀将邹有学刺伤，将邹的妻、女刺死。此案2月9日在抚顺开庭审理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即刻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今年4月19日，刘兴伟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后，顿时舆论哗然。

　　看了详细报道后，使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案件中的一个细节：“邹有学赶到后，连打修车人刘兴伟20多个耳光，又持铁器不停追打和向刘兴伟身上投掷足以致人伤害的撬棍、罗纹钢等，在刘已经连连求饶的情况下，邹有学仍然没有停止伤害”。最终酿成刘将邹有学刺伤、将邹妻、女刺死的惨剧。

　　天哪！“连打20个耳光”！我不知道在此案发生之前，拥有奔驰车的邹有学和摆地摊修理自行车的刘兴伟，有什么样的冤仇？可以想象，一个男人、一个成年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另一个男人连打20多个耳光，作为一个同样拥有自尊心、同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公民，此时此刻的心中该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只要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有谁能够被打20多个耳光还无动于衷？别说皮肉遭受的痛苦，单是人格的受辱、心灵的伤害，也足以使人作出本能的防卫、报复的反映，何况刘兴伟这样被连打20多个耳光，还是在求饶的前提下忍受的。

　　那么，作为打人者的邹有学如此丧失人性和理智，对一个修自行车的刘兴伟大打出手，又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从报道中提供的资料分析，只能说他平时总是开着奔驰车，以高贵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此时被一个修自行车的人所“纠缠”，有失“体面”，不“教训”一下刘兴伟就出不了这口“窝囊”气。所以，尽管刘在被打耳光时求饶，邹有学还是接着打，甚至用铁棍、罗纹钢打。

　　在这起案件中，一方是开奔驰车的邹有学；一方是摆地摊修理自行车的刘兴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正好是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两端的缩影。按照专家的分析，我国的社会阶层从高到低共有10多层，邹有学当然是属于最高层的；而刘兴伟是实实在在的最低层。试想，这样两个极端的层级，平时在心理上的落差就比较大，遇到此类冲突时，能有理性的共识吗？可以设想，如果邹有学奔驰车挂碰的不是修理自行车的刘兴伟，而是开宝马的刘兴伟、或是当局长的刘兴伟、当市长的刘兴伟，邹还敢那么丧失理智吗？恐怕说声“对不起”，连道歉带赔偿，早就主动的不了了之；反过来，修自行车的刘兴伟，如果遇到的不是开奔驰的邹有学，而是一个骑三轮车的邹有学、当乞丐的邹有学，大概也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

　　社会学家一再警告：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国际上的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而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已超出警戒水平，学术界常用的数据是，我国基层社会20%的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只有4.7%，而主流阶层20%的最富裕阶层收入份额则高达50%。从某种意义上说，抚顺发生的这起“开奔驰车”的与“修自行车”的冲突，是对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一次血的警告。

　　有多少“修理自行车”的人能够承受“开奔驰车”的人连续被打20多个耳光？这应当引起我们社会学家的重视。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消息称：“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左右，并认为这种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只要国家重视了，能够从体制上、制度设计上逐步解决收入分配悬殊过大问题，我们的社会生活才能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