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为了德贾米拉•波巴查

　　20年前，1986年4月14日，西蒙娜·波伏瓦辞别了这个世界，享年78岁。

　　在萨特眼中，西蒙娜·波伏瓦是很漂亮的。而我一个东方人，怎么也看不出西蒙娜·波伏瓦好看在哪里。

　　我们对于波伏瓦的记忆意象，大抵是萨特，第二性，女权主义；再拓展一点，是“

　　在波伏瓦与萨特的人物关系图中，是找不到德贾米拉·波巴查这个名字的；李亚凡所著的《波伏瓦——一位追求自由的女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一书最后，附了极其复杂的波伏瓦与萨特的人物关系图表，围绕着以契约构成关系的波伏瓦与萨特两人的，共有15位男性女性，比钟表的时间节点还多出3个；这17个人之间构成了学生、养女、小情人、情人、初恋情人、同性恋、姐妹、表兄妹、夫妻、朋友等等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这些盘根错节里不会有一位名叫德贾米拉·波巴查的姑娘，可德贾米拉·波巴查在波伏瓦人生生命的“意象”中，是那么重要。至少我以为。

　　德贾米拉·波巴查是一位阿尔及利亚姑娘，与法国的波伏瓦远隔千里、素昧平生。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属殖民地，早在1830年就被法国占领，1905年全部沦为殖民地；上世纪中叶，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而重返政坛、令人尊敬的“法兰西守护神”戴高乐却是强硬派；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有不少，所以当局出兵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保护法国侨民的借口。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波伏瓦与萨特，清醒地意识到施加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已经到了末日，所以他们就在《现代》杂志上撰文，呼吁当局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与自由，他们甚至在文章中号召青年人拒绝征兵入伍。而右翼主政的当局，“诓骗舆论、钳制自由”，不仅出兵，还建立了集中营，对被捕者施以酷刑。德贾米拉·波巴查就是集中营里酷刑的受害者。

　　1960年5月底，法国女记者吉泽尔·哈里米给波伏瓦打来电话，见面后讲述了德贾米拉·波巴查的遭遇和她出庭为之辩护的经历。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就因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德贾米拉·波巴查被送进了集中营；没想到的是，她在集中营里遭到了法国士兵的强奸，而后士兵为了取乐，竟然惨无人道地将可乐瓶子塞进姑娘的阴道里！不仅如此，德贾米拉还遭到种种酷刑的折磨，全身被烙伤，精神上更是遭到了巨大的伤害。德贾米拉向报界披露了在这样的悲惨世界中的悲惨遭遇，而更没想到的是，阿尔及利亚法院却就此对她进行了审判。女记者吉泽尔·哈里米出庭为她进行辩护，并想通过德贾米拉·波巴查案件唤醒法国人的良知，让更多的人关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生存状况，一起来抵制阿尔及利亚战争。

　　哈里米深深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她需要寻求力量和支持，她想到了当时在法国最具声明和威望的波伏瓦。波伏瓦震惊于这样的案件，当即决定站出来，发出呐喊之声。波伏瓦在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报》上发表了呼吁文章，并且对阿尔及利亚法院提出推迟对德贾米拉审判的要求。一石击碎镜花水月，波伏瓦的文章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从知名人士到无名读者，纷纷投书加入了呐喊之列，谴责侵犯人权的罪行。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也在《快报》写了文章，支持波伏瓦的行动。波伏瓦和吉泽尔·哈里米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为德贾米拉辩护；她们还亲自去见司法部长，要求官方对德贾米拉案件展开调查，对施加酷刑者绳之以法。

　　就这样，波伏瓦、哈里米和德贾米拉构成了为人权、自由和正义拼争的“三重奏”，这与波伏瓦、萨特和奥尔加所构成的伴侣、情人和同性恋关系的“三重奏”是多么的不同！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阿尔及利亚法院想与德贾米拉进行私下交易，让她放弃对酷刑施加者的指控，她也因此得以释放。但德贾米拉断然拒绝。波伏瓦为德贾米拉案继续四处奔波；次年哈里米把整个案件写成了一本书，波伏瓦写了前言并且为了分担风险在书上署名；她们掌握了内阁部长等高官为处理该案件设置种种障碍的情况，及其犯罪的新证据，这一无声炸弹击中法国当局的要害，最终，阿尔及利亚法院放弃了对德贾米拉案的审理，无可奈何地释放了德贾米拉。

　　在德贾米拉案中，波伏瓦从纯道义出发，以她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良知，战胜了非正义非人道。波伏瓦认识到，当一个人生活在不公正的世界里，仅仅诉诸于言辞是不够的，而必须付诸于具体行动，以行动来谴责种种暴行，捍卫人的权利和尊严。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德贾米拉事件，恰好是波伏瓦行动起来的一个契机。

　　从1955年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爆发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在这漫漫7年长路里，波伏瓦和她的大哲学家伴侣萨特，始终坚定地站在反对殖民主义立场。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121人宣言》，宣言呼吁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服兵役，并宣告法国左派为争取独立而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负有连带义务。这种表面看是“卖国主义”的行动，历史恰恰证明了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秘密军队扬言要灭掉“121人”，还真的在萨特住处投掷了炸弹炸毁了萨特与母亲同住的寓所，后又在波伏瓦公寓附近安置炸弹但未得逞。到了1971年，作为追求自由的精灵，波伏瓦又签名支持了堕胎自由化的《343人宣言》。“宣言中的知识分子”在法国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透彻了那个一度人权飘摇的世界。

　　法国，是一个洋溢着知识分子人道关怀的国家。从伏尔泰思想行动的启蒙到左拉的“我控诉”行动，从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到杜拉斯致范文同的信，无不充溢着公共智识者的人间情怀。早在1955年9月，波伏瓦和萨特一起访问了中国，在十月一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回法国后不久她就发表了40万字的纪实报道《长征——中国随笔》，从其中对胡风案件的评述，可见波伏瓦对人性关怀的天性敏感；她敏锐地捕捉到了“风在刮”的胡风案件，对于“处置人”的错误，有着精准的质疑：

　　“没有大的政治诉讼，有一个‘案子’——六年中惟一的一个，即胡风案件。它还没有得出结论，这就使它变得更加令人困惑。它以一次文学争论开始，发展为对一个反革命阴谋的揭发，于是成了一场反对异端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运动的借口。发现阴谋的时机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而关于一个‘集团’的假定，也同样不能以令人极为满意的方式说清事实。”

　　就这么短短几句话，却真正点到了要害上；然而，中国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一位当时对中国感兴趣的法国女性知识分子，又能怎么着呢？

　　波伏瓦与萨特，在那个时代，都是法国“左派”中的一分子。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能把众多知识分子动员起来，眼光向左——当然，这跟我们所经历的“极左”是两回事。萨特和波伏瓦对一切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深恶痛绝。1957年12月，站在阿尔及利亚人一边的萨特，曾到法庭为阿尔及利亚人本·萨多克作证辩护。萨多克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萨特为萨多克辩护的核心意思是：“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波伏瓦曾说：“我并不是自愿让这场战争侵入到我的思想、我的睡眠、我的情绪中的。”但是，战争的推力确实促使了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投身于“人民事业”。“人民事业”当然就是左派知识分子要从事的事业；直到70年代，波伏瓦与萨特还走上巴黎的街头，叫卖左翼报刊《人民事业报》。

　　知识分子的激情是最可宝贵的。有意思的是，萨特、波伏瓦他们进行种种反对殖民主义的“唱对台戏”激情行动，却并没有被为自己换来牢狱之灾。这当然得益于法国的人文环境与制度环境，而“强硬派”戴高乐的态度也至关重要，他说的是，那些知识分子，爱玩就让他们玩去吧！

　　综观波伏瓦的一生，如果说早年是探索阶段，中年是著述阶段，那么晚年则是活动和战斗阶段；如果说她与萨特“契约式爱情”是情感的事，她的左派行动是意识的事，那么她为德贾米拉主持正义是灵魂的事。从稍微漫长一点的历史时空来回首，我们不难看到，真正能够经得起历史推敲、被时间淬火之后愈发闪光的，并不是“宏大叙事”的左派行动之大事，而是“枝梢末节”的救人一命之小事；不是“形而上”的意识之事，而是“形而下”的灵魂之事。为一个人“服务”的具体“小事”，才是真正不容易办到的事；所以太多的人只是热衷于非常容易办到的“全心全意为所有人服务”，从而没有一个人像波伏瓦那样站出来为“一个人”而竭力抗争。

　　我们无法想象，只有左派行动、没有为德贾米拉事件而行动的波伏瓦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波伏瓦。左派之言之行可谓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实很多认知最终会被时间扬弃成为漂浮的烟云。比如作为“左派”中人的波伏瓦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就是有限认知。她曾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毛泽东一些著作的法译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给予人民说话的权利”，是把真正的权力下放到人民群众手里，“以防止产生新的特权阶层”，所以她表示了支持。萨特也是“左派”中人，他与雷蒙·阿隆被称为是“两条路线”之争；阿隆出版于1955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他区别于萨特的标志性著作。2005年6月21日萨特百年诞辰之际，有评论认为，“今日法国，人们渐渐告别了萨特，重拾阿隆之路”；其实，说“告别萨特”是很不准确的，被历史所告别的是萨特的左派意识，他著作等身哲学成就，能被历史轻易告别吗？

　　同样，历史将永远记得波伏瓦的《第二性》，记得她的女权主义杰作。波伏瓦与萨特这对自由情侣、这对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他们长达半个世纪没有婚姻束缚的“契约式爱情”，是惊世骇俗的；他们的存在主义、女权主义，是深邃博大的；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签署种种《宣言》、为保护一个具体的人的权利而奋力抗争，则是荡气回肠的。而那些形形色色的左派意识、言行和作为，其价值最终恐怕会被历史超度成人生的“小插曲”，而这个“小插曲”的主题，则可以理解为一种意志的自由表达。

　　这样，在波伏瓦的世界里，左派行动的“小插曲”，与德贾米拉事件的“大插曲”，最终抵达了殊途同归的境界，那就是波伏瓦所说的：

　　我们毫不怀疑地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自由是我们惟一遵循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