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小说中的“南下书生”

　　南雁

　　唐人小说奇艳瑰玮，脍炙人口。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小说“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实为精辟之论。而在林林总总的“传奇”中，有三则涉及广东，以三位风流倜傥的“南下书生”之名为题，按时序为:《柳毅》、《孙恪

　　据《柳毅》撰者李朝威称，其事发生在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粤剧《柳毅传书》即据此编创，曾盛演不衰，故老广对故事一般耳熟能详:穷书生柳毅上京应试落第，乘马返回湘江之滨，邂逅遭夫婿——泾水龙王二公子——虐待，被迫在此牧羊的洞庭湖龙王小女儿。正直的柳毅义愤填膺，自愿到洞庭湖闯龙宫为她传书，使龙女得救回到故乡，与柳毅结亲。夫妻琴瑟和谐，移居南海(今广州)。

　　由裴铏所撰的《孙恪》和《崔炜》，故事分别发生在代宗广德年间(公元763－765)和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同柳毅一样孙恪也是一名落第举子。他在洛阳城里闲游，见魏王池畔有座崭新大宅，旁人告诉他那是袁氏府第。他进去窥视，发现有一绝色女子在庭院里边摘萱草边吟诗，两人一见钟情，结为夫妻，十余年间有了两个儿子。后来，孙恪经老朋友推荐，携家南下到广州做官。沿途凡见高山青松，袁氏总是心驰神往。一日，乘船过广东清远飞来峡。袁氏说，江边峡山寺(又名飞来寺)里有一位高僧惠幽原是她家门徒，拟请他拜佛祈福。孙恪欣然同意。于是系舟泊岸，登临古寺。但见袁氏神采飞扬，穿庭过户，径自来到惠幽居住的院落，卸下颈上所佩碧玉环给老僧说:“这是院中旧物。”这时，忽听寺后风急猿啸，成群猿猴从松林中下来，望着袁氏悲笑跳跃。袁氏顿时神情忧伤，在寺壁上挥毫题诗:“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笑一声烟雾深。”即掷笔于地，抚子别夫，化作一只老猿逐伴归山。惠幽这才记起，这只白猿还是他做小和尚时所养。玄宗开元年间，宦官高力士出使南方经过这里，喜爱它的慧黠，将它带往京城，朝贡天子，听说养在上阳宫。安史之乱以后，再不知它的下落。那只碧玉环正是当年佩在它颈上的饰物。孙恪眼见这场巨变，魂飞神丧，带着孩子掉头回去，不再赴任做官了。

　　《崔炜》的故事倒是全发生在羊城。他父亲崔向官拜监察御史，是有名的诗人，最后死在广州任上。崔炜豁达豪侠，仗义疏财，不几年便将家业散尽，自己落得借寺庙栖身。有年中元节(阴历七月十五)，崔炜在开元寺看热闹，见到一名讨饭老婆子不幸摔倒，撞翻了摊档上的酒瓮，被档主扭住殴打。他于心不忍，便脱下衣服代赔，为老婆子解困。事后老婆子上门赠艾，说是能炙疣，不但可解除患者痛苦，而且还可因此获得美妇。后来崔炜替姓任的富翁炙疣，一炷即愈。谁知任翁恩将仇报，不仅不兑现许诺的十万厚酬，还打算将崔炜杀了祭“独脚神”。亏得任翁的女儿通风报信，崔炜夤夜出逃，慌不择路跌落枯井。发现井下盘桓一条大白蛇，唇上也长有赘疣。崔炜即为其治患，艾到疣落。白蛇吐出一颗明珠作酬。崔炜谢道:“不愿瑰宝，但得一归。”白蛇就将他驮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地下皇宫。宫中仕女告诉他皇帝出去赴宴了，留有一首诗:“千载荒台堕路隅，一烦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遵照诗意馈赠他一颗价值连城的阳燧珠，并宣称中元节时还将送他一位美妇为妻。崔炜回到广州才知道自己离开人间已三年，那玄宫就是南越王赵佗的墓穴。当年他父亲崔向登临越井冈越王殿台曾题诗曰:“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踏践成官道。”广州刺史徐绅读到这首诗，立即命人粉饰殿台，使之焕然一新。遂有越佗报答之举。更意外的是，那个讨饭老婆子竟是东晋时南海太守鲍靓之女、高人葛洪之妻，她隐居罗浮山，常在广州一带以炙行善。那条大白蛇也非等闲，是仙人安期生的坐骑虬龙，名玉京子。到中元节那天南越王果然派仕女陪送美妇给崔炜。日后，崔炜夫妇入罗浮山寻访鲍姑，再也没有回来……

　　依上述，这三则故事可以说是典型的“搜奇记逸”。笔触上天入地，情节诡谲跌宕，场面瑰丽宏伟，渲染了奇幻的神话意境。但是作者娓娓道来，有时间、地点，以及一些历史上的人物，让人不觉得荒诞不经，相反，感到真实可信。由是，在故事涉及的地方留下胜迹。比如清远市峡山飞霞的“归猿峰”和“归猿洞”相传就是那只老白猿“逐伴归去”的山峰和栖身的山洞。又如坐落在广州越秀山南麓的三元宫系当年鲍靓所建。殿中原有一口“鲍姑井”又名“虬龙井”，据说即是纪念仙人鲍姑和那条盘桓井下的虬龙———玉京子的。

　　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它毕竟反映了社会现实。从这三则故事看，唐时南粤早已不是瘴气弥漫的荒蛮之地，那时的广州已是外舶云集的贸易大港，今光塔路一带即是外商聚居的“蕃坊”。孙恪和崔炜之父崔向都是南下来做官的。柳毅娶了龙女得道成仙之后还南下广州定居，表明锦绣岭南极有吸引力。崔炜获赠的阳燧珠乃是大食国国宝，猜度他便是寻到“蕃坊”波斯人住所，将宝珠卖给大食国来的“胡人”得钱十万缗(古代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三位书生中有两位系落第举子，另一位虽是官宦之后，但已无意功名，以游侠为乐。估计在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端下，必然派生一批怀才不遇之辈，很可能作者亦有此遭际。不过他们正直善良，疾恶如仇，助人为乐。如柳毅路见不平，甘愿传书，在龙宫他不贪美色财帛，不慑权势威吓，坚拒婚事，光明磊落。又如崔炜，他已经散尽家财，不文一名，却处处行善，令人感动。再说孙恪，当他的表兄张闲云警告，他的妻子袁氏是妖孽时，他表示“不能负义”，直至眼见袁氏裂衣化猿，他在惊恸之余，依然驻舟六七日以期袁氏归来，足见他对爱情的坚贞。三位书生本来都有美满的婚姻，遗憾的是孙恪中途遭遇婚变。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显示了袁氏不愿当受繁文缛节束缚的官太太，宁愿自由自在地活在山林。至于柳毅、崔炜受仙妻提携都超凡脱俗，幸福快乐，反映了当时文人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