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暴能否吹破“中心化”发展战略

　　经济人之吴向宏专栏

　　这几天的北京黄沙蒙蒙。沙尘暴绝不是让人生活上稍微感到不便那么简单。它造成的经济后果比一般人想象的也许来得更快。举例来说，假若我是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管，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也许就会建议把公司总部迁到其它城市。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在环境恶化面前，最有经济能力的那部分人恰恰有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可以选择离开；而大多数普

　　另一方面，对人和人之间和谐的关注，也许正是促进人和自然和谐、改善环境的重要前提。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先提醒一个事实:在这次沙尘暴袭击北京之前，我国北方地区的许多城市早就遭到了严重的沙尘暴袭击，肆虐程度远远超过北京，而且持续了已经数年。但是，这些现象并没有得到公众特别是媒体的普遍关注。直到这次北京沙灾，所有舆论好像一下子都被吹醒了。政府部门也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发表讲话。4月20日下午，外交部还专门举行新闻吹风会，介绍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为什么在沙子吹到北京之前，有关部门和社会舆论就没有这么强烈地关注这个问题呢？

　　在我看来，这反映了我国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强烈“中心化”色彩，少数中心大城市集中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得到了过多的社会关注。世界上公认的“超大城市”的反面教材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它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城市，有多达2000万人口。而整个墨西哥国内的常住人口不过1亿。中国的大城市还没有膨胀到那种地步，但是颇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北京市仅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了大约1500万人，上海则是将近1750万人。要明白，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墨西哥的1/6，城市化平均水平极低。在这个背景下看，中国个别城市的发展，恐怕早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提前”进入了超大规模的阶段。

　　如果说，像墨西哥这样的“准发达”国家，其经济实力还足以承受经济过于中心化的负面影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人均收入极低的国家，中心化对于广大非中心地区造成的经济剥夺就更为严重。中心化首先使得大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大大高于其它地区，成为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其次，城市的超常膨胀，造成交通拥挤、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使得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素质也大幅度下降；最后，当边远地区长期遭受经济和资源上的剥夺时，往往更容易出现生态退化现象，这最终会拖累整个生态圈，中心地区也不可避免遭到波及。在我国，边远地区荒漠化导致的沙尘暴反过来袭击北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应该说，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是有明确的认识的。早几年提出西部发展战略，现在提出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就是为了消除经济发展的过于中心化现象。从经济指标上看，目前中国少数超大型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大大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另一项衡量超大城市病的指标——房地产价格看，情况也相当不妙。在美国，政治中心是华盛顿，金融中心是纽约，工业中心分散在多个城市，而高科技中心却集中在硅谷等地区。而在我国，一些城市依然承载了太多的“中心”职能。

　　如果整体发展思路上的“中心化”不解决，局部的治理环境措施就不一定能起到效果。拿最近据说将要推出的“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为例，这个制度本身是一项非常好的制度，代表了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但在我国，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各地排污额度怎么制定？制定过程中会不会再出现中心化倾向？如果少数中心大城市又成为“环境样板中心”，得到过分的照顾，或者在排污权交易中掌握了过多的筹码，大量的排污额度就有可能被分配到、或者被交易到边远地区。那么，上述制度的实践效果，就反而将加剧边远地区的生态问题，最终并不是全民之福。

　　(作者系ManattJones战略咨询公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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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