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淘金 23年我在哈尔滨抹灰的日子

　　本报记者 王虹

　　来哈的孝感农民工都是几十人一组，百余人一队，组织和带领他们来干活的人被称为“带队的”，就是“工头”。四万多农民工中，“带队的”数不胜数。贺中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驼色衬衫、深色羊毛衫、黑夹克、白手套、红色安全帽，虽然跟工地上的人一样，满脸的灰、满身的土，但整齐的穿戴和缜密、有条理的思维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精明细心、做事稳妥的男人。

　　从力工干起

　　“我今年44岁，来哈尔滨23年了。”贺中明还没坐下，就自报家门。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他的“工龄”还是让记者有些意外。可他却淡淡地说，在哈市，像他这样的人很多，有的比他来得时间还要长。

　　“我家是孝感市云梦县的，家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全家七口人。我一个叔伯哥哥1981年到东北打过工，1982年4月他把我带到了牡丹江一个建筑工地。”

　　贺中明说，那时的火车票是36元钱，他们是先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倒车到的牡丹江，下车后又倒了好几天车才到建筑工地。当时天还冷，工地没开工，他们歇了几天。

　　“第一天开工，我四点多起的床，看什么都新鲜，兴奋得也不知道累。”贺中明对当年刚到工地的情景记忆犹新。“由于我还不会抹灰，所以在工地只能当力工，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在技工开工前，我们要把料给备好。当力工的需要有力气，脑袋还得灵活，速度还要快，不然你抢不上料，就供不上趟，上面就得误工了。”贺中明边说边得意地笑了：“抹灰这活儿需要有人给你点拨，那时上午的料备得差不多了，我就上楼去找师傅，给师傅提着灰，看人家咋干。师傅抽口烟休息的时候，就让我拿着抹子上去抹抹试试，如果抹得不好，师傅再给修。刚开始干，两个手协调得不是很好，抹的力度也掌握不好，不时就会有灰掉到手上，虽然干活时戴着手套，可还是会被烧到。”贺中明说，吃中午饭时，当力工的要比技工吃得快，得赶紧吃完再去把下午的料给备出来，不提前是不行的。备完料，下午再去跟师傅学手艺。

　　“离家的第一年，想家啊，那时没有电话，只能写信。我就天天在心里数日子，计算着家里信快到的时间。”贺中明说：“由于我学得用心，手艺长进很快。当时正好赶上工地上的师傅都回家了，为了赶工期，老板让我们这些学得已经可以的人直接‘上岗’了。”

　　贺师傅说，第一年他带回家1000元钱，当时觉得已经不少了。

　　多高质量的活儿都能拿下来

　　1983年，贺中明来到了哈尔滨。

　　“当时的哈尔滨火车站没有这么大，站前广场也没这么宽敞，市区里多数都是平房，难得看见一幢楼。我那时在别人的队里抹灰，当时住在哈市动力区和平路，附近好像有一个跳伞的地方。来哈尔滨后抹的第一幢楼在动力区，是某银行的一个五层楼。”贺中明说，抹灰这个活儿对温度、可见度要求比较高，那时候他每天五点钟起床，洗漱吃饭后就开始抹灰，一直干到下午四五点钟，在室内打地面时要连夜干。这么多年，他干过的最高的楼是24层，里外都要抹，还要贴砖。当记者问他辛不辛苦时，贺中明淡笑着说：“不怎么辛苦，咱们就是干这个的嘛。再说了，挣钱哪有不辛苦的。”

　　“从1985年起，我开始在别人的队里当‘带班’，管理着一个队几十个人，比一般的技工多挣些钱，一年能带回家两三千元钱了。1987年、1988年时，我的手艺已经很纯熟了。多年干活儿我也结识了一些人，1988年时就开始自己在外面接活儿，自己组织人，成了一个‘带队的’。最多时，我带过一百多人的队。”贺中明开心地笑着说：“当‘带队的’就不比原来自己在别人的队里打工了，要操心的事很多，但也很有成就感。”

　　贺中明点着烟吸了一口，在烟雾渐渐散开后，他一字一板地说：“刚来哈尔滨时，我们经常受欺负，甚至还挨过打。我带队以后，有一次在工地上无故地被干水暖的人打了。当时我带的那些人都要往上冲，被我制止了。我们人多，如果打起来，对方肯定会吃亏。我平时总是告诉我带出来的人，千万不要跟人打仗，有什么事儿由我去跟公司协调。出来打工，挣钱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我包活儿，一个是保质量，多高质量要求的活儿我都能拿下来。再一个是，我带出来的人，不能让他们出任何事，我不能让回家时少一个人。”贺中明说这番话时，脸上没有笑容，眼睛里是严肃和凝重。

　　一家三口在工地住10年

　　贺中明1984年初结婚，当年年底大儿子出生。1988年，二儿子出生。1989年，爱人带着一岁多的二儿子来到了哈尔滨。

　　“当时我已经自己带队了，虽然我们三口人有单独的住处，但也是吃住在工地。我爱人开始时在工地帮忙做饭，后来就专心照顾我和孩子的生活。我们三口人在工地住了将近十年，二儿子上幼儿园和刚上小学时我们都住在工地。”贺中明说，那时二儿子回来写作业就坐在小板凳上，屋里的光线非常不好。1989年，他在工地外租了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一家人才算过上正常的生活。“后来我把大儿子也接到了哈尔滨。当时他在老家上到二年级了，门门功课都不及格。接到哈市后，他上三年级，就一年，孩子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已是数一数二的，还当上了学习委员。”说到这些，贺中明的声调明显提高了，话语中充满了自豪：“我大儿子说了，我爸爸那时打工那么辛苦，但没有放松对我们哥俩的教育，我能有今天，非常感谢我爸。”

　　贺中明说，因为他们没有哈市户口，孩子在哈市上学要交“借读费”。当时他一个好哥们的爱人在哈市南岗区一个小学当老师，他就让两个孩子在那个校上了学。两个孩子读完小学，他总共交了七千多元钱。两个孩子小学毕业后，先后回到了老家。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受教育环境，贺中明在县城花十万元买了房子。

　　“这么多年辛苦，我非常自豪的有两点，一是没让孩子们饿着，二是供孩子们读书。两个孩子也非常懂事，知道上进。大儿子前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北大学，学习材料物理，毕业后准备考研究生。两个儿子都不准备‘继承父业’，我也不打算让他们再受我受过的苦累。前两天他妈来电话说，大儿子在学校要入党了。”说着说着，贺中明又笑了。

　　黑龙江的哥们够意思

　　这么多年闯荡哈尔滨，贺中明也交了不少铁哥们。“东北人豪爽，讲义气。跟你好，就能把心掏给你。”贺东明说，最让他难忘的有两个哥们。

　　“今年近五十岁的常大哥在电暖厂上班，是那年我在哈尔滨市总工会盖房时认识的。那时，常大哥家就住在我们干活的工地附近，他和他的老母亲总从我们那里路过，一来二去就认识了。这些年，每逢年节，我都会去常大哥家坐坐看看。今年快过春节时，我们说好了，常大哥和他的老母亲跟我一同回湖北过年，连票都给他们买好了。后来，因老母去世，这一计划没能成行。”说起这事，贺中明感到很遗憾。

　　正聊着，一阵“吉祥三宝”的手机彩铃声响起。因为室内信号不好，贺中明走到外面去接电话了。

　　“这是我另外一个铁哥们打来的。”转身回来时，他喜不自胜地告诉记者。“这个姓李的哥们是市建一公司的，当年我们在一个工地上合作过一回，从那以后就没合作过。就凭着彼此的人品，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刚才来电话，说给我包包子了，让我把同屋的都叫上，去他家吃。”贺中明边说，边兴奋地呵呵笑了。

　　“要说这个哥们，对我可真是‘铁’。干我们这行的，公司拖欠工资是挺普遍的事。公司不给我钱，我就没法给工人开工资。最困难时，这个哥们四五万元地给我拿。我今年是乘第一趟农民工专列到哈的，钱带得不够，他二话没说，又给我拿了五万元。他对我可真是没说的，我也真是感激得不知怎么说才好。”贺中明说。

　　最初理想是

　　做个好裁缝

　　“我会做衣服，做得还挺不错呢。”当记者问贺中明，如果当时不是因为生活所迫出来抹灰，他这辈子想干什么时，他说出的话又让人吃了一惊。

　　当年贺中明攒了点儿钱，想让当大队会计的姐夫给买辆自行车。可没想到，姐夫给家里买了台缝纫机。见家里的弟弟妹妹都不学，贺中明想，机器白放着也是浪费，于是他自己学起了裁剪。

　　“那是1980年的事，我的师傅姓聂，当年只有三十多岁。那时，在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男的学这个，少数去学的男人，不是手有残疾，就是腿脚不太方便的。我学了两个多月就开始在家给别人做衣服了，连裁带做。没多久，我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了。”贺中明得意地说：“我媳妇就是学裁剪时认识的，她当时也跟聂师傅学。我那时想，我将来要干这一行，就要找一个会做衣服的媳妇，两个人可以一起干。处对象以后，丈母娘希望我能学做木匠，可是当时没人教，后来就学了瓦匠。”

　　儿子说

　　要给我买辆车

　　这次来哈尔滨后，贺中明先把自己的家搬了。他说原来租住的是一楼，光线不好。前几天，他在顾乡租了个房子，离干活的世贸滨江新城工地也近一些。平时他坐车到公路大桥，乘88路车到江北的世纪花园，再到工地。

　　“今天早上我是打车来的，因为要开会，时间来不及了。平时七点多钟到，下班后回家，这里由我弟弟带队。”贺中明说，后来，他把小自己两岁的弟弟也从老家带了出来，现在哥俩一起干。弟媳在老家带孩子、种地。现在，像他们哥俩这样的孝感农民工很多。

　　当记者问贺中明，二十多年来，他大概干过多少个工地，抹过多少个楼时，他沉思片刻后笑着说：“我干过红旗小区57栋、58栋、红旗示范新区9号楼、哈师大图书馆、宣西小区76号楼、金源花园……太多了，数不过来了。”

　　贺中明说：“现在两个儿子还在求学，我还得再干几年。等孩子们都走向社会，工作了，成家了，不用我管了，我就不干了，回老家去。”

　　“我大儿子跟我说，爸，等以后我有钱了，给你买辆车。”贺中明又得意地笑了。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