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桦:从发廊女到摄影师

　　彭苏

　　发廊女、未婚妈妈、获过奖的纪录片摄影师。章桦在完成了人生的三个角色后，平静如水。平静回答问题中，还透着一种熟稔。她，笑笑的、浅浅的、颧骨高高的、眼睛深深的。走近她容易，走进她不易。

　　“章桦不是一个会找乐的女人，也不是一个能给男人找乐的女人。”“吱”地点燃一支烟后，李京红的眼瞟向了章桦。

　　李京红是20集纪录片《姐妹》的摄影师，是第一个将章桦摄入镜头的人，也是引导章桦涉入纪录片制作领域的人。2004年起，这部以五个发廊妹的人生流转为主题的纪录片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后，大受欢迎，收视率据说“超过了同期热播的电视剧”。

　　恋爱、生子

　　1997年，北京大兴。无事可干的章桦呆坐在发廊里，看着窗外的风景。对面楼上看风景的人却在看她。

　　那人就是李京红。

　　彼时的李京红潦倒困顿。自从经营的服装公司倒闭后，他从老板变成了自由职业者，偶尔蜗居在小楼里画画，偶尔去咖啡馆里喝喝咖啡……楼上的人和楼下的人就在那里正式认识了。

　　章桦的故事，《姐妹》里已做了完整的呈现：1986年，16岁的章桦离开了家乡———浙江省衢州市举村乡大坑村。那一年，市里的纺织厂到村里来招工，虚报了两岁后，章桦走出了大山，成了一名纺织女工。

　　活太累，钱太少。一年后，章桦投奔开理发店的二姐章微，学起了理发。“十几岁的她想得最多的就是以手艺为跳板，找个城里人，然后多赚钱，有个小家庭什么的。她认识那个所谓的高干子弟小杨就是这么回事。”李京红说。

　　1990年，二姐的发廊开到了昆明。来昆明旅游的小杨一行就在店中邂逅了章桦。

　　“他和同游的小伙子都看上了我。”即使事过境迁，回忆初恋，章桦仍是笑盈盈的，“他长得很白，很高，穿的全是名牌，皮鞋擦得黑亮黑亮的，他说他是高干子弟，父母都是山西太原市机关领导……”

　　打架是从生了女儿开始。“我们是1991年开始同居的，我父母也见过他。我一直催他结婚，他也一直找各种理由推搪。”

　　“有时他从我手上拿钱，想买包好烟，我偏不给他，他就埋怨我瞧不起他。我催他出去找份工作，他就说我一个高干子弟，苦力是不能干的，找份好工作又找不着；我催他带着我们母女见他的父母，他就说我们现在混得这么差，你又是一个发廊妹，你要我拿什么脸带你们回家？”

　　在一次以死相逼后，小杨终于答应带着章桦母女回太原见家人。到达太原火车站后，小杨停滞了，章桦问他，我们去哪儿，为什么不回家？

　　“有三道岗哨”的家，是几天后按捺不住的章桦，竭力回忆小杨身份证上的地址，挨家挨户找到的。原来，“高干子弟”生长在一处狭小破旧的平房里，“机关干部”只是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和一位满手机油、常年蹲在桥下修车、戴着顶破草帽的老人家。

　　知道章桦私自寻来的小杨，气急败坏，他冲她大嚷，“你有什么资格不经我同意到我家里来？”

　　一番争执后，女儿被男方家人留下了，小杨留下了，章桦在家乡度过了阴郁痛苦的1996年。为离孩子近点，能看孩子方便点，她选择在北京大兴的一家发廊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李京红。

　　据章桦说，小杨在她离开他一年后，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也是个发廊妹。

　　《姐妹》

　　1999年年底，章桦在家乡东拼西凑了6万元后，在深圳租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门面，开起了一家叫“柏丽”的发廊。

　　发廊上的招贴画里是未经沧桑的她，圆润巧笑。发廊里的小姐妹，阿美、阿文、小芳，还有离婚后带着女儿前来投靠的二姐章微，每人背后都是道路曲折：阿美当过二奶，生完儿子后被港商抛弃；阿文仍然带着女儿苦苦等候着孩子父亲；章微遭遇家庭暴力，却一直优柔寡断……

　　将她们的故事比较真实记录下来的，是李京红手上的DV机。2000年年初，同在深圳的李京红给章桦打电话说，他要拍一部关于深圳单身女子的情感生活的纪录片，“要不，我先拍你吧？”

　　“好啊。”章桦随口答道。

　　2000年3月，李京红扛着DV机闯进了“柏丽”，也闯进了姐妹们的生活，一部名叫《姐妹》的纪录片就此开始了。

　　摄像镜头持续记录到2003年12月，拍摄的素材长达295个小时，拍摄范围竟然跨越了8省13地，涉足之处有广东的深圳、东莞、广州、梅州，湖南的衡阳、澧县，浙江衢州、贵州毕节、广西贵港、河北廊坊、山西太原、福建连州和首都北京。

　　姐妹们的隐私就这么赤裸裸地暴露在李京红的镜头前，并搬到了小屏幕上播出，然后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

　　片子结束了，发廊倒闭了，章桦迷上了摄像机。

　　2003年5月，北京非典高发时期，待在老家无事可做的章桦，打电话告诉李京红，自己想学点东西。李京红答应了。于是章桦背上行囊，再次北上。

　　“我拍到了最精彩的”

　　尽管自己感情失败了，章桦还是想探知幸福家庭究竟是怎样的。在尝到从当婚礼摄像赚钱到拍摄小作品制作成片的甜头后，她萌生了独立制作一部纪录片的想法。

　　像当年的李京红一样，章桦带着DV机，南下深圳，闯入了中学生邝丹的家庭。

　　“这部片子只有20分钟长，可我整整拍了500个小时，我就是傻拍。”凌晨时分，她和邝丹的爸爸一起开工；傍晚，她和邝丹的妈妈一起做饭；晚上，她和邝丹一起做功课。一个半月，每天生活周而复始。

　　但邝爸爸叮嘱邝丹：“你别跟你同学说，你爸爸是修自行车的，我怕你同学歧视你。”这个秘密被邝丹保守了整整七年。

　　“我以为我不能再拍到什么了，可是最后，我还是拍到了最精彩的。”有一天，班级演讲，邝丹站在讲台上，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我的爸爸他非常尊重我，他不让我告诉别人他是干什么的。但是在今天，我要非常自豪地告诉你们，我爸爸就是街旁一个修单车的。我写过很多文章，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我爸爸，我爸爸最大的奢望就是能睡一个午觉。但是我不能问，爸爸你累吗？我爸爸每天回家，都是乐呵呵地对着我，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我能够站在讲台上跟大家说话，这是平生我为爸爸做的最大的事情。爸爸，到时候，我一定让你睡个好午觉。

　　“这是我没想到的，她的演讲感动了所有的人。”于是，《邝丹的秘密》荣获2004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评委会大奖。

　　一两千元拍部纪录片

　　《姐妹》拍完后，章桦与李京红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纪录片工作室，继续《姐妹2》的拍摄。两人的合作方式，形象的说法是“章桦是眼睛，李京红是大脑”。章桦负责用摄像机记录她看到的一切，剪辑由李京红完成。

　　他们拍摄的对象，已变成了那些看过《姐妹》后向章桦寻助的女人们：有人长期自闭在家，缺少他人关爱；有的常年饱受丈夫毒打，当地政府不予以解决；有的家中横生变故，无人施以援手……她们涕泪肆意，眼中写满了“我怕，我痛苦，我不知该怎么办……”那些望着镜头的眼神，仿佛是要抓住救命稻草。

　　他们仍然没有钱。很长一段时间李京红都用不上手机。《邝丹的秘密》获奖后的1万元奖金，章桦已全部投进新片拍摄中。拍摄对象一般都生活在社会底层，章桦跟她们吃住在一起，一个题材的片子只需要花费一两千元。

　　回到那个女儿痛打父亲的镜头，“那个女孩叫周凡。”

　　周凡的姐姐周波是武汉市一位英语教师，27岁那年正准备结婚时，突然罹患乳癌，必须要切除一只乳房。此时男友选择了放弃。另一个逃离的男人，是周波的父亲，他因受不了生活的重负也离家出走了。

　　从小视姐姐为偶像的周凡，留在姐姐身边，放弃工作专心侍候她。可她却在无意中发现了姐姐的日记，原来小时候，父亲不仅毒打她，还毒打过姐姐。从此，周凡的精神世界崩溃了，她把一切不幸都算在了父亲头上，她得了抑郁症。

　　镜头上的周凡正用毛巾狠狠抽打父亲，将碗盘一股脑地砸向父亲，年迈的父亲嗫嚅退避。马赛克虽然挡住了周凡的脸，但挡不住她咬牙切齿的叫骂声。

　　突然，章桦的身影冲到了镜头前，她与周凡扭打在了一起，直至将她按倒在地，一个劲地质问她，“你知不知道，他是你爸爸，你把他打死怎么办？你知不知道痛？”

　　那个画面是由周波拍摄的。

　　“我没法做一个冷静的摄影师。我没法坐视不管。”章桦自己也苦笑，摇头。

　　她不时会说起女儿，她经济状况不好，还做不到接女儿同住。所以，她时常鼓励自己好好拍摄，“要为女儿将来能在北京上大学，准备一笔钱。”据《南方人物周刊》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