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生命最后的日子

　　人物纪实

　　魏雅华

　　作为曾经亲历了“文化大革命”那场历时10年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的人，那记忆是铭心刻骨、没齿难忘的。时光的长河并没有磨灭那段记忆，反而如大浪淘沙一般，让那段记忆

　　只要一提起那些岁月，我的面前就会出现一个老人的影子，一个拖着孱弱的病躯、满头长发飘逸、瘦骨嶙峋的老人。一个不幸的、蜗居在老旧的民居土屋里一脸苍桑的老人。一个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的一位伟大的画家。

　　1967年、1968年，在那玉石俱焚、焚琴煮鹤的年头，我与这位历尽劫难的老人，天天厮守作伴，夜夜对灯神侃。忘却了世界的存在，忘却了人世的荣辱兴衰。

　　那时我与石鲁真如鲁迅诗中所写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未敢翻身已碰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我是多么地怀念与石鲁互相取暖的那些日子啊。可惜的是，那些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初识石鲁

　　石鲁，中国画坛的旷代奇才。如今的国际藏家称石鲁为中国的“梵高”，他是以“乱、黑、怪”为特点的长安画派创始人、国画大师、前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如今，石鲁的画已成中国画中之神品。早在1985年，他的《华岳之雄》，便在美国纽约以5万美元成交。1992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石鲁信手拈来的“空灵”两字，竟以5.5万港元拍出。1989年，他的《峨嵋积雪》在苏富比拍卖中以165万港元成交。3年后，《峨嵋积雪》再次在苏富比亮相，结果以235.4万港元成交，再创石鲁作品价格新高。

　　对于石鲁我仰慕已久，名声之大，如雷灌耳。

　　我最初认识石鲁，是从石鲁的《转战陕北》上。我是在1964年的建国15周年画展上初读此画，便为此作的气势磅礴震撼不已。而在技巧的创新上，更是中国画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旋即，我又见到了石鲁的巨幅神品《东渡》，那是石鲁作品的又一个高峰。在中国画的人物画上，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上，中国画既没有专门的院校，也没有专门的画院，更没有专业的人体模特，所以中国画在表现人体上，解剖不准，对骨骼、肌肉的表现扭曲浮浅，远不能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洋画对人体的表现力相比。

　　石鲁的《东渡》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画对人体的表现力，石鲁用中国画表现岩石的焦墨枯皴技巧，来表现人物的肌肉骨骼，表现力让人震撼不已。我对石鲁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如高山之仰止。

　　然而真正让我动情的，是在“文革”之初。

　　一次，我偶而路过美协，进到美协大院，在美协那破旧的院墙上，读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石鲁的大字报。那幅长达五六十米的大字报，抄录了石鲁的《旅埃日记》，文字之美使我只看了几行，便再也挪不动步，一口气读完了上万字的《旅埃日记》。

　　读完后，我的感觉是，石鲁不仅是大画家，还是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

　　我认识石鲁是在他的家中。

　　那天，是石鲁的夫人闵力生约我到她的家中做客，闵力生对我介绍说:这就是石鲁。那时他卧病在床。闵力生对我说，石鲁老了，老了，文革开始前，石鲁简直是个小伙子。她说这话，我信。

　　那一年，石鲁才不过48岁，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而已，可看上去已老态龙钟，仿佛70多岁的人，长得很长的头发胡须花白，一脸病容。

　　闵力生对我说，石鲁一下子老得不像样子了。他革命了一辈子，现在成了“现行反革命”了。

　　在“文革”中，“现行反革命”是天底下最大、最高、最重、最可怕的，可以杀头的大帽子。“文革”10年，那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是一个既标榜言论自由，又可以因几句话，便会招来牢狱之灾、杀身之祸的时代。那是一个不知法律为何物的时代。

　　我问:凭什么？

　　她说:《转战陕北》。人家说，他污蔑毛主席，说他是暗指“悬崖勒马”。他又出身大地主家庭。

　　我愕然了。

　　那个时代，是个既没理可讲、也没有可讲理的地方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个可以很坦然地指鹿为马的时代。难怪巴金会写出为不能讲真话深切反省和自责的《随想录》。

　　她对我说，石鲁原名冯玉珩，又叫冯悭兰。因崇拜石涛和鲁迅，遂改名石鲁。她对我说，她与石鲁是在延安认识的，那时她在文工团，是个演员，演过歌剧《白毛女》中的杨二嫂。她说这话我信，到现在，她还保持着很好的身材，细柳柳的，很美。

　　那天，天阴得很重，屋里很黑。石鲁拥被坐在床上，精神很不好，看看我，他只裂开因被打而缺了许多颗牙的嘴，冲我笑笑，算作礼貌。那天，我们都很压抑。

　　我很难过，唉，这就是我敬仰如斯、崇拜如斯、不幸的石鲁！

　　石鲁的小屋

　　我再次去探望石鲁，石鲁已搬到了对面的小屋。那仍是间民居土屋，狭长狭长，宽不过两三米，长却有二三十米，真的是间画廊了。屋子极整洁，一尘不染，窗明几亮。已布置成了画室，长长的粉墙上有许多镜框，里面有画。让我喜欢不已。简直是世外桃源了。

　　石鲁的气色好多了，他让我坐，我却遍视屋中，不敢落座。原来，所有的桌凳椅上，都摆着非常精美的端砚，我何敢落座？岂不侮辱斯文？

　　石鲁却笑，说，坐呀，这石头上光滑冰冷，坐着不是很舒服吗？

　　我说，我还是站着吧，还是站着舒服。我俩皆大笑。

　　我看墙上的画，那是石鲁的陕南写生组画，有20多幅，山水人物花鸟，都极尽精美，若非先生落难，我何以能见如此神品？可惜，此后的这近40年来，至今石鲁的这批陕南写生画作，再也没有出现，人间蒸发了。

　　奇怪的是，石鲁在这些画中的飞白留白之处，不仅写了许多字，还有些英文。从当时看，这些字似乎写得不是地方，且莫明其妙。中国画中的飞白留白是极讲究章法的，是中国画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同透气孔般，是不可随便填堵的。并且，在中国画上用毛笔写英文，也有点不伦不类。我怀疑当时的石鲁，精神已有些不大对头。

　　当然，也很可能是他的“独创”。石鲁便是石鲁，石鲁有他的变异，如同毕加索一般，非常人所能看透看懂。若非如此，便不是石鲁了。可惜的是，这批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再也无法研究那一时期的石鲁画作以及那一时期石鲁的思维之谜了。

　　《暴风雨中的雄鹰》

　　我曾看过一部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暴风雨中的雄鹰》，片头打出的编剧，居然是画家石鲁。那年头中国每年出不了几部电影，所以，出一部电影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我问石鲁:你怎么会写电影剧本？

　　他说，那是我去青海采风，遇到大雨，道路被冲毁了，我被困在一个小旅店，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无事可作，便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寄给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后边的事，我便不知道了。

　　他问我:拍了吗？上演了吗？

　　我说，我都看了。

　　他惊讶地说:是吗？

　　他又说，后来，电影厂把修改后的本子寄给他看，他看了，改得一塌糊涂。他说，那不是我的本子，我不承认那是我的本子，跟我没关系。

　　我看过那部电影，的确不怎么样。是部很平庸的片子，难怪石鲁不认。

　　我问:片酬拿到了吗？

　　他说，拿到了，给了1万块钱。

　　上世纪60年代，1万块钱是一笔巨大得让人不敢期盼的财富。我那年一个月工资才拿42块钱，可就这42块钱，我一个人的日子还过得蛮滋润。

　　石鲁说:我拿了那1万块钱，当即用8000元买了宣纸，剩下的，请美协的同事们吃了顿饭，便差不多花完了。

　　买了8000元的宣纸？那年头的宣纸，8000元几乎能买一卡车了。石鲁让我看他摆在柜子下面的宣纸，的确很多很多，而且都是质地很好的、很厚很白的高档宣纸。我不曾见过那么好的宣纸。文革当中，不仅中国画被连根铲除，连宣纸都买不到了。

　　过了几天，我去了另一位西安的大画家蔡鹤汀处，闲谈中谈及宣纸，我说我在石鲁处看到石鲁藏了许多很好的宣纸，蔡先生便说，代我问一下石鲁，看能不能让一点给他。我对石鲁说了，没想到，石鲁竟回答说，我还没死呢，等我死了再说吧。此话便到此打住了。

　　特立独行

　　“文革”的年头，人们的穿衣戴帽都得当心，都要革命化的。稍不留心，都会招来灾难。

　　可石鲁的形象却依旧那么卓尔不群。一头雄狮般的长发不说，手上还常戴着枚很爽气、很豪华的大号宝石戒指，他看我看得很稀奇，便对我说，这戒指是假的。那块很像祖母绿的大宝石，他说，不过是个玻璃弹球，而有点发乌的金架，是他用铜丝弯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简直可以以假乱真了。

　　美协实际上是个很小的，只有二三十个人的单位，如果没有外人来捣乱，美协总是风也平浪也静的。“文革”中美协的灾难，实际上都是美院和美院附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带来的。有一阵儿，西安的两派红卫兵造反派为了“保皇”和“造反”打得死去活来，顾不上美协了，于是，美协倒也乐得清闲。

　　石鲁的画室里有许多罕见的物件。比如他用的毛笔，造型怪异，大都不是在商店里能见得到的。石鲁说，我用的笔都是我自己到毛笔厂亲自定制的。

　　又比如，石鲁用的大号提笔，很奇怪的是，笔杆很细，笔头却很大。他说，奇怪吧？你知道这枝用来勾勒线条的笔，用的是什么毛吗？是狮子的胡须。世界上最好的用来勾勒线条的叶筋笔，是用非洲狮子的胡须做成的。看来，我这辈子是难以用上了。

　　石鲁的遗作最让后人大惑不解的是，石鲁画上的用章，竟然不是盖上的印鉴，用的也不是油泥，而是用笔和国画颜料画上去的，在非常讲究篆刻艺术的中国画上，书画印合一的中国画上，“画印”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怪诞行为。石鲁的破格，成为石鲁画真伪鉴定的一大难点。

　　我曾亲眼看着石鲁在他的画上画印章。画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石鲁还边画边说，拿个戳儿盖上，岂不是跟收挂号信似的，谁都能朝上盖，怎么能保证画是真的？

　　生命最后的日子

　　1968年后，石鲁的健康状况已很不好，几次住进精神病院。

　　我每次去，发现石鲁总是很希望我能多呆一会儿，多陪他一会儿，像是全世界都抛弃他了，满世界就我这么一个敬爱他、可以倾诉衷肠的人。我觉得老人的确很孤单很寂寞很脆弱，于是，我便常常一屁股坐下，与石鲁聊到深夜，谈艺术谈绘画谈文学谈美学谈哲学。我们俩像约好似的，绝口不谈政治。

　　到70年代末，石鲁已不能吃饭，一吃就便血，我尚不知道他已患上了癌症。那时人们似乎对癌症也所知甚少。他对我说，我现在就靠啤酒过日子，不吃饭，只喝啤酒。他说，啤酒挺好，液体面包。他招待我，也是啤酒。我们俩酒量都不大，两瓶啤酒对饮到深夜。

　　在畅谈中我常发现，这位旷世奇才的确精神常出问题，他问我，你知道列宾是谁吗？列宾就是达·芬奇，列宾就是拉菲尔，列宾就是毕加索。那都是他在国外流浪时所用的化名。他又问你知道列宾是谁吗？列宾就是康生，就是江青。说着说着，思维的逻辑便出岔了。

　　连续的批斗、毒打、游街、挂黑牌，残酷的身心摧残，石鲁的精神完全垮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1976年后，随着“文革”的结束，石鲁的家中又是高朋满座，宾客如云，让石鲁不胜其烦了。

　　我说，忘记我吧，我该抽身隐退了，石鲁先生。就像《朋友》那首歌里唱的:如果你正在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

　　此后，我便绝少去石鲁先生处了。1982年，石鲁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终年63岁。惜哉不寿。痛哉不寿。呜呼！

　　如今先生已经作古，先生的坟头，当年种下的树苗，已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本人仅以此文，作丙戌清明之祭。

　　人物简介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省仁寿县人。1938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投奔延安，开始以画笔为宣传工具献身革命，因慕石涛和鲁迅，易名石鲁。曾任西北美协副主席、《西北画报》社社长、中国美协第一届理事、第二、三届常务理事、中国美协陕西分会主席、中国书协陕西分会主席。石鲁是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他早年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进入创作期以后，艺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0年代和50年代，以比较写实的通俗人物故事画宣传社会革命，代表作有木刻版画《打倒封建》和彩墨画《长城内外》。第二阶段60年代，一方面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结合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以《南泥湾途中》等一批新山水画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第三阶段70年代，他以花木大写意为主，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的诗、书、画、印，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

　　此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图:

　　石鲁遗照。

　　东渡石鲁作

　　转战陕北石鲁作

　　石鲁在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