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谋》，一群被城市异化的农民

　　文/郭小东

　　农村的现实，更能体现中国的真相。九亿农民的生存境况，就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农民被遗忘同时遗失在现代生活的视域之中。他们无告无助的呼声，非常微弱地漂浮在空漠的时空中。农民命运，曾经是现代文学作家非常关切的文学主题。这个文学主题在90年代以降的当代文学创作中，被彻底地游离了。

　　在广东，继于逢的《金沙洲》、陈残云的《香飘四季》、杨干华的《天堂众生录》之后，我们再也读不到记述描状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独特的农村风貌的长篇小说了。

　　城市生活的那点儿事，咖啡厅和舞厅里的那点儿呻吟被文学放大夸大到生生死死，可是，只要从城市的东西南北向外走出五十公里、一百公里，河水正被污染，桑基不复存在，但那里确实有真实的农村存在着。珠江三角洲早就不再是于逢陈残云杨干华时代的珠江三角洲，早就不再沙田水秀，也没有了岑桑笔下的“撑渡阿婷”，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已经成了城里人。城市包围了农村，但他们依然是农民，一群异化的农民。

　　谢连波的长篇小说《深谋》，正是在岭南农村小说的继承上，写出了这一群依然是农民但是异化了的农民，他们在新生活面前的种种姿态。他们为了捍卫自身利益，保存自身资源所做的种种斗争，都写得合情合理同时诡计多端，心机算尽，在纷至沓来的场面与细节中，不断推导呈现农民的狡黠和机锋。

　　《深谋》中的农民，不是传统意义的旧式农民，这是一群游走在城乡之间，目睹城市对乡村的蚕食和掠夺，而日渐觉悟到土地和自身价值，并为着价值抗争的农民。他们比城市人更聪明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并享受着城市化生存带来的一切诱惑和便利。从村长到村民到村中无赖，他们都不甘落后地追赶着、模仿着、实行着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并非常务实地面对这种生活方式。

　　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无一例外都浸染城市化生存的恶习，或说城市向乡村的膨胀、包裹，同时激发了他们曾经被简朴的乡村生活沉埋了的人性缺陷。他们比地道的城里人更主动地逼近城市生活中奢华的一面。其疯狂同时隐忍，非常充分地彰显着这些富起来或手中略有一点金钱的农民兄弟，他们对全新的生活质量的忘情追逐。这是一群深富珠江三角洲地域特质和农村风习的农民形象，他们包二奶、上夜总会，热衷于酒宴，合股办酒楼，利用土地与政府讨价还价，和地产商周旋等等。作者如实写去，有如临摹现实一般，把这些农民兄弟畸形的性格特点，在最日常和最普通的爱欲中，不动声色地予以呈现。

　　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冷静和对现实现象尊重乃至于冷眼旁观的克制。对于现代生活而言，这实在已经是一种无可无不可，可圈可点但却不宜严厉抨击批判的现象了。城市的血盆大口，释放且吞噬着人性的欲望。

　　小说还通过农村的基层选举，基层干部的历史认知，对土改以来的农村政治运动和一系列农村政策，予以形象生动的反思。对由此而导致的农民命运的得失变迁，予以现实的清算。小说细针密缝，以细小叙说宏大，重于场面和事实，并以旁观者的视角，不动声色的叙事，对纷繁的现实，举重若轻，看似平白，却编织精巧。

　　《深谋》，是多年来广东农村小说的罕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