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为什么多数警察讯问时不希望律师在场

　　“有一个不穿警服的人在场，我觉得安全多了，说话也不慌了。”16岁的小杨因涉嫌抢劫被带到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接受讯问，原本非常紧张的他因为讯问时有律师在场，觉得踏实多了。这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开展的“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项目”中的一个案子。（《中国青年报》4月11日）新闻链接

　　“很多嫌疑人认为，律师在场要比单纯录音、录像强得多。”北京试点的调研组成

　　其实，律师在场不仅能监督民警，保障疑犯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有效避免有些嫌疑人以“刑讯逼供”为借口恶意翻供。这对于侦查机关来说，也将起到固定证据的作用。刑事诉讼立法尽管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但相关的具体制度跟不上，不足以遏制刑讯逼供。佘祥林错案经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佘祥林错案中，固然有办案机关在有些地方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护，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固然也有当地有关部门干预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使得办案机关不能真正实现有效地“互相制约”，导致此案一错再错的问题。而侦查队伍客观上破案的压力大，主观上对破案急功近利，甚至以此邀功请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笔者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一部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剧中的亨特警官每次抓获犯罪嫌疑人后都要说：“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时到场。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派一位。”如果在刑讯前没有向被讯问的人说这番话的，他的供词就像米兰达的供词一样无效。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法则”。如果有犯罪嫌疑人自己所请的律师或者法庭指派的律师在场，办案警官们总不至于当着律师的面公然急于求成刑讯逼供吧？！

　　虽然律师在场制度由试验到立法的推行要慎重，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透露，从2007年10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将全面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监督执法者的权力，防止政府官员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权钱交易、司法腐败，这是对全体公民自由和人权的最好保护。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有句名言说得好：“罪犯逃脱法网与官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警察是国家公务人员，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无论是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还是律师在场，既是保护嫌疑人的权利，同时使警察的讯问权受到有效监督，是从制度层面上保证司法公正、树立侦查机关良好执法形象，保证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稳定和谐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