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学学濮存昕的忏悔精神(石飞)

　　著名演员濮存昕因其主演的电影《一轮明月》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南京分会场首映，4月15日晚在南京东南大学礼堂作了一场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我原本决意要去听的，由于急偿文债脱不了身，又想影视明星的演讲无非是说些本人素不热心的演艺方面的事情，结果就临时放弃了。隔一日，朋友送来录音。我一听，心灵为之震撼，这才觉得没去听他的演讲是个大大的遗憾。

　　触动我的，不是濮明星如何演好《一轮明月》主人公——文化名人、佛学高僧李叔同的生动介绍，而是他的“题外”话，他的人生理念——做好事：“人都是要有自己的精神内在的，我自己的内在动力就是要多做好事。”濮存昕的这个理念萌生于文革时期的一件往事。他以沉重的忏悔的语调说：“我那时打过所谓的‘资本家’，当时打得并不重，可由于种种原因，那人3天后就死了。我到现在都一直想着这事，一直感到很愧疚，所以要不断做好事。”对此，4月17日《南京日报》作了报道。

　　我们可否这样理解，濮存昕而今之所以不断做好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这是对自己在那个荒唐岁月里，中邪受骗遭愚弄而发神经，所做错事恶事的反省、反思和赎罪，他这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正义荣辱观，同时又是在现身说法为年轻一代宣讲文革丑史。“知耻者近乎勇”，“知耻者真君子”，濮存昕堪称文革过来人的榜样，值得学习效法。

　　爆发于1966年夏、夭殁于1976年秋的“史无前例”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左路线、个人迷信和领袖专制的空前时期。那时候，六亿人民只对一个“红司令”顶礼膜拜、感恩效忠和绝对服从，所有的法规纪律皆被“最高指示”取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的“神灵”的点化下，个个国民的眼睛成了“显妖镜”，阶级敌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无处无时不在，先由大中学生造反引燃燎原之火，继之由工农兵担纲，“红色恐怖”迅速飙扫和笼罩华夏大地。天下大乱——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批斗会，无休无止的打砸抢，惨不忍睹的派仗武斗，诅咒谩骂、拳脚棍棒不解恨，就机枪大炮上阵，甚至连解放军也“支左”助战。在那个丧失理智和人性的狂热年代里，愚昧与暴行完全没有边界，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处处都是腥风血雨的“革命战场”，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性、人道、仁爱美德瞬息间被荡涤殆尽。“爱不爱，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至亲成仇，一家多派，“造不完的反，划不完的线，跟不完的人，站不完的队”，今天的革命干将，明天就可能被批斗游街；“牛鬼蛇神”的阵营时时在膨胀，阶级敌人的队伍天天在剧增。就连战功赫赫的将军元帅，韬略胸怀的副总理乃至堂堂的国家主席都在劫难逃，被“砸烂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甚至被折磨致死。1968年有一首“地下”手抄诗《野兽》，可以说就是对那个野蛮时代暴力、愚昧和残酷的形象概括：“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被捕获的野兽/我是一只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作者黄翔，后被收入王彬彬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兽性膨胀的时代，人皆以野行为能事，为荣耀。那个时代中的我、你、他（许多人已经为罪恶时代作了殉葬品，正值青春韶华就成了冤魂屈鬼），都曾经像第三帝国的党卫军、冲锋队一样，龇牙咧嘴地狂吼着《造反有理》，向着假想的和人造的阶级敌人冲锋、践踏、虐杀，同时自己也在被别的造反派当作阶级敌人冲锋、践踏、虐杀。待到噩梦醒来，许多人才恍然大悟，大家都是幼稚愚昧的上当受骗者，不是搞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对文化的反动，是在洗劫理性，洗劫科学，洗劫文明。

　　在文革岁月里，人人都像喝了“迷昏汤”。在造反就是革命，野蛮就是英雄的主流政治氛围的诱导和胁迫下，发过野，打过人，作过恶，乃至杀人害命的“革命造反派”，不计其数啊！举国皆发疯，几人能文明？从那个兽性时代活到今天的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有几人的良心账里没有值得检讨、反省和忏悔的记录？最起码，挥舞过不该挥舞的拳头，吼叫过不该吼叫的口号，张贴过不该张贴的大字报。然而，能像濮存昕这样数十来一直不断深刻反省、忏悔和赎罪的人有多少呢？有。但并不很多，更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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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人，认为一切罪恶都是那个罪恶的时代造成的，群众都是受骗受害者，永远无辜。此论虽不无道理，但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那样容易上当受骗、受唆作恶吗？既然有了丑行恶为，无论受何客观背景影响、受何歪理邪说蛊惑所致，都应该像濮存昕那样“一直感到很愧疚”，而自觉地忏悔。不然，如何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质量。诚如半个世纪前，美国记者罗伊斯特为世人写下的警语所说：“那些伟大的国家之所以灭亡，那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已经堕落，从而再也产生不了道德上的义愤！”

　　另一种人，认为文革的悲剧已经过去，“滚滚长江东逝水”，流年历史如斯夫，过去就让它过去吧，翻陈年老账无异于“疤眼照镜子——自找难看”，既坏形象，又毁声誉。此言谬矣！一张纸掀过去，一切忘干净，无鉴无诫无悔，那就难免“旧病复发”、“死灰复燃”了。

　　再有一种人，把自己在文革当中的“指点江山”的邪恶表演，胡作非为，当作骄傲的资本炫耀，一有机会就津津乐道，大逞其能。前些日，我参加1966届同学聚会，一位当年的“造反司令”、而今的“县太爷”，现场再现当年主持批斗大会的“英姿”，公然引吭高歌“工农兵心最红，文化大革命打冲锋……”一位当年曾经被他批斗毒打过的班主任老师，当场昏厥被急送医院抢救。此等不以文革造反为耻，反以野蛮邪恶为荣之徒，时至今日还在放毒，还向人们灌输文革的野性毒汁，是可忍孰不可忍？

　　还有一种人，是文革“发迹”者，或曰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在这帮人当中，不少人是当年造反派司令或打砸抢骨干分子，因为站“对”了队，跟“对”了人，而进了“革委会”领导班子，进而不断盘根经营，发迹发达，其灵魂和骨髓的深处充斥着的依然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这些家伙把持的“独立王国”里，谁要反思文革，说文革的坏话，就像扒他的老祖陵一般，必遭剿而禁之，而“语录歌”、“感恩曲”、“忠字舞”、“样板戏”种种文革怪胎，却在别有用心地刻意营造的“怀旧情结”氛围掩饰下，大行其道，蔚为时尚。

　　今年，是文革爆发40年，夭殁30年。尽管这场运动早在30年前就已被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彻底否定。然而，要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让数代人吐尽文革的野性乳液，谈何容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保不准有朝一日条件适宜文革恶魔或变换个鬼脸卷土重来。上述几种人的表现，就是个危险的征兆。

　　有着4000多年深厚的封建文化底蕴的中华大地能够孕育第一次文革，就有可能孕育第二次、第三次……毛泽东不是希望每隔十几年就来一次吗？毛泽东的这个预言和希望能否被排除和拒绝，关键取决于我们对自己脚下的这块古老的“风水宝地”的治理如何。邓小平在世时，对如何避免中国重演文革悲剧的问题非常重视，他在1980年接待意大利记者时说过：“中国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错误，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摘自箫克：《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而要真正解决避免重犯文革错误的制度问题，前提是要把“彻底否定文革”的事情做好，深入持久地反思文革的成因及其罪恶影响。这不是一纸“文件”或一句“口号”能够凑效的，需要直面历史、抛却虚荣、改过自新、忏悔赎罪的勇气，进行长期地痛苦地开诚布公地脚踏实地地检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民都这样做了，那才有可能保证文革悲剧不会重演。要做到这一点，那是很不容易的和相当艰难的，因为我们的民族素来就有妄自尊大、虚荣亢进的毛病，缺乏忏悔意识和反省精神。为了我们的子孙不吃文革二遍苦，不糟文革二茬罪，为了中国的文明、民主和繁荣昌盛，我们必须痛苦地选择反思和忏悔。在这方面，濮存昕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但愿文革40祭年，能够出现一个濮存昕效应！

　　为了不忘却，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妨将“5.16”定为“国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