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同命同价”须剥离“收入差别”

　　“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实行两个标准，即所谓的“同命不同价”，我认为其症结并不在什么“城乡二元结构”。这也毋需繁复的论证，大家都知道现在煤矿工人死亡赔偿是每人20万，其间就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民航失事死亡赔偿，对中国籍乘客也是一视同仁的，并不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当然并不是说，“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就无需消除，我要说的只是，解决“同命不同价”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并非障碍。

　　障碍在哪？障碍在制度设计者。当制度设计者非要制造两个赔偿标准时，即使不存在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它也会在其他方面寻找借用，而且一定能寻找得到。眼前就有一例：山东新出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将根据事故受害者从事行业及其所在地的平均收入为标准，核算交通事故责任者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金数额”———取消了“城乡差别”，又平添出“行业差别”、“地域差别”，还是“同命不同价”！

　　其实就在4月22日《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改革户籍制度是治本之策》的报道中，在如何消除“同命不同价”上，一些著名学者就表达过同样的思路———这些学者一方面要打破“二元结构”来根除“同命不同价”，一方面又担心“即使有一个折中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做出的赔偿，对农村受害人可能偏高，而对城镇受害人又可能偏低。”著名学者胡星斗就说：“从理念上讲，‘同命不同价’不公平；从现实情况讲，‘同命同价’也不公平。”怎么样才公平呢？照这些学者的逻辑，山东新出台的政策就较为“公平”，当然最公平的，还是一人一价。

　　但“死亡赔偿”只要以“收入”为标准，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平等就只能是“同命不同价”，除非人与人收入相同；而要让“死亡赔偿”体现生命价值上的平等，那就必须让死亡赔偿标准与人的“收入差别”相剥离。

　　“同命同价”强调的是“命”与“命”之间的平等，这里的“命”是“生命”，而不是“命运”或曰“人生”。而当胡星斗说出“从理念上讲，‘同命不同价’不公平；从现实情况讲，‘同命同价’也不公平”的话时，他的前后两个“命”却并不属于同一概念，前一个“命”是指“生命”，后一个却又变成了“人生”。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促进人与人之间“人生际遇”的平等，其重要性与根本性自不待言，但如果将“生命价值”建立在“人生价值”之上，并企图通过“人生价值”之间的平等达到“生命价值”之间的平等，则是十分荒谬的，其荒谬并不在于“人生价值”之间的平等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而在于：生命价值是天然平等的，它需要的是被认可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