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的挑战，余华的捷径

　　在一个信息随着网络飞速流传，传媒追着新闻快速反映的年代，对一本热销的图书推迟二周报道，就是明显的滞后了。然而抢新闻的速度，不能代替挖新闻的深度。对于遭遇商业热销和专业批评这冰火两重天的《兄弟》而言，的确有冷静分析的必要。

　　关于《兄弟》的多种声音

　　●余华近日表示，他可以部分地接受批评家谢有顺对其作品“情节缺乏真实性、与社会语境不符等硬伤”的批评，但是无法接受“把‘文革’的经历写成了善恶冲突”的指责。他认为，后一种批评看似符合逻辑，但在文学的领域不成立。“莎士比亚一生就写了善与恶，但他还是很伟大。写善与恶有伟大的作品。写人类复杂经验的作品有的很伟大，但这不能否定其他作品就不好。”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撰文指出“《兄弟》简单我完全同意，但我反对简单地对待《兄弟》的简单，因为无论作者所要发掘的历史和人性的简单，还是他有意制造、本身就具有一定模仿效果和奇观性的叙述和语言之简单，恰恰是我们需要正视、包含着某种启示的现象。”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兄弟》中含泪的悲惨、荒诞和幽默的成分我们都太熟悉，“荒诞”成为观念上的“荒诞”，并不饱满，因此其所谓的“反讽”也成为平庸的怪想。

　　余华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他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使他自己或传媒都无法绕开一个问题，余华的新作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的创作有没有进入新的审美高度，他对时代的风云变幻，他对现实的众生万象有没有深入的认识？

　　在《兄弟》的写作中，余华肩上的担子的确不轻，他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代的故事，那是一个观念更新、变化迅速和众生万象的时代。《兄弟》这个长篇以两兄弟的人生际遇展现两个时代，四十年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其中也包括余华本人的人生经历。对于这样的创作构想，读者和批评家都充满了期待。然而在看了《兄弟》（上）之后，就有批评家表示了明显的失望。

　　李敬泽撰文指出：“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余华头一次采用和复述并非由他发明的模式，它听起来像顺口溜一样熟悉和智慧，但也像顺口溜一样空洞无物。”失望之余，李敬泽还对《兄弟》（下）的情节和寓意做了预测：在《兄弟》的下半部中，宋钢死了，和其父宋凡平一样，他是善的化身，他必是死于对他的兄弟李光头的爱与责任，他将如一个圣徒或父亲，追着李光头，为后者的恶和纵欲赎罪或者买单，直到力竭直到流尽血。

　　读完18万字的《兄弟》（上）和33万字《兄弟》（下），你就会发现批评家言简意赅的推断没有错。余华如何面对以兄弟两人连接两个时代这样重大的挑战，他找到了一条捷径：他以一种截然不同于以往的叙述方式，一种充满了后现代性的戏谑与夸张；一种解构主义的狂放和跌宕，一种洋溢着酒神精神的喧哗与晕眩，讲述着“俩兄弟”和“刘镇人”跌跌撞撞或是腾云驾雾般地跨越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与沟壑。

　　余华仿佛驾驶着语言的云霄飞车，带领着读者们穿越了两个时代的巨大落差，两个兄弟命运的巨大落差。《兄弟》51万字上下篇的超长篇幅读起来并不沉重艰涩，而是轻松畅达，余华使用的的确是消费时代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所以《兄弟》的上下册都能稳居畅销书的排行榜，而不少批评家却对此表示质疑：这样的叙事能够揭示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复杂关系吗？显然顺利的捷径，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造成了《兄弟》如此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作者:□撰文 王雪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