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奢侈的历史和必然

　　宋巴特问：到底是奢侈产生了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诞生了奢侈？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般的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然而，有一点却确定无疑，那就是奢侈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共生物。

　　编新不如述古，还是套录冰心女士以“男人”为笔名发表的《关于女人》吧：

　　以一个无产者而写关于奢侈的题目，似乎总觉有些不大“那个”，人们会想“内容莫不是讥讽吧？”、“莫不是单恋吧？”仿佛奢侈的问题，只应该由资产者来谈似的。其实，我以为奢侈的问题，应该是由无产者来谈，因为无产者在立场上可以比较客观，无产者的态度，可以不那么客气。

　　在数万万个无产者之中，我相信我是最合适谈论奢侈的人。因为我不像俗人般，面对眼花缭乱的奢侈品两眼放光而失却了思考的本能，也不会以饱含艳羡的语气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我自信还可以理性地分析奢侈的来源。同时，我认为我又是最不配谈论奢侈的人，因为我的无产，更因为我对奢侈的冷漠，毫无激情的冷漠。

　　无可否认，奢侈在当下，是西方领导性资产开拓的游戏，我们的先富起来的领头羊们，不过在亦步亦趋地追随，从高尔夫到游艇，从香水到手表。比如，我们对奢侈的认可，总要在西方寻找一个类似于梦露之于“ＣＨＡＮＥＬＮＯ．5”般的典故。

　　西方的奢侈，渊源有自。宋巴特的考证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奢侈来自新兴的资产者对日益衰落的土地贵族的挑战，当然，挑战的形式却是资产者在名义上向贵族的融合，比如，越来越多的资产者获取了传统贵族的称号。他们用自己富可敌国的财富永不停息地创新奢侈的标准，最新的标准永远是各时代最有统治力的资产者的创造。

　　在这个意义上，奢侈标准的发布地，总是最强大的资产者的聚集地。一部西方的奢侈史，便是奢侈中心从威尼斯到马德里到伦敦到巴黎到纽约的转移史，相应地，也是从意大利到西班牙到英国到法国到美国的先后崛起史。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身边先富起来的人在奢侈这个问题上总是向西方看齐时，倒也印证了我们的尚未崛起。

　　可是，到底是奢侈带来了崛起？还是崛起创造了奢侈？智者会说两说皆有道理。就前者言，奢侈品是财富向本国转移的最佳通道，甚至强于当下最热火的高科技。难道不是吗？一个最能体现高科技的ＣＰＵ也不过几百元，而一款奢侈的手包或手表的价值竟相当于数十个甚至数百个ＣＰＵ。奢侈品吸星大法般演绎为富国吸纳穷国的财富，真是奢侈创造了崛起。

　　而就后者而言，一国的崛起看似宏伟，在奢侈品上，不过凝聚为数不多的几种。当我们细数举世公认的奢侈品时，发现它们分属众多的发达国家，而不为某国所独专。

　　而别国的奢侈品，不过是其民族传统用品和工艺的日臻精美，而后，在一个因缘际会的当口，某个公认的高贵者如皇室或梦露般的天仙认可了某种精美的用品，它也就入于奢侈品之列。

　　奢侈的话题本不该如此沉重，可话说到现在，我也不得不献出我的结论了：

　　为中国的崛起计，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创造自己的奢侈标准。这个奢侈品是民族的，而非追随西方的。比如西服，我们做得再好，世界不会认为会超过皮尔·卡丹。就像资产者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责任一样，在奢侈这个问题上，依然责无旁贷。④7

　　□葛非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