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制度有缺举报人之忧难解

　　51岁的姜焕文，身材瘦小，脸上有一层风吹的潮红，眼镜片后一双眼睛小得出奇，看上去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半大老头。16年间，他举报了三千多个案子，举报奖金得了二十来万元。

　　他有点多动，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语速很快，嗓音略带尖涩，又有点沙哑。

　　4月23日，在沈阳火车站前的一家快餐店里，姜焕文和记者唠起了他的举报经历。

　　随身一条双截棍过了五六年

　　本报记者 李郁

　　十几年来，我举报的案件有三千多，奖金得了二十来万我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家是苏家屯区那疙瘩的，就爱管个闲事儿。哪儿有个垃圾什么的，哪个小饭馆不干净啦，我就用相机拍下来，投到报社。

　　报纸批评有时管事，有时不管事，我就转向主管部门举报。有一次我在城边上，看见一个做灶糖的，就是腊月廿三吃的那种粘糖，那地方埋汰得不像话。我打电话，防疫站真来人查了，这家小店当时就被封了。

　　1999年，有一个生产保健品的企业做虚假广告，我就向市工商局举报。工商局查处完了，给我2000元奖金，我高兴坏了。

　　2001年四五月间，我发现沈阳市好多公交车没有牌照。一打听，原来是公交公司欠车辆购置税没交，车管部门就不给发牌照。我走街串巷查，共查出16条线路700多辆公交车没牌照，就向国家税务总局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举报，结果公安部还真来人查了。

　　我搞举报是分地域、分时间的。在农村，就举报假种子、假化肥，在城乡结合部就举报违法食品、假冒产品，在大的城镇就举报偷税逃税，当然也举报淫秽色情网站，举报贪官。我举报的贪官查处了不少，大约有二三十个吧。

　　我的朋友很多，联系密切的就有七八十人。他们给我提供材料，我们共同核实后，由我出面举报，他们基本上不出面。我得了奖金要按内容的真实性、重要程度分给他们，因为人家也是出了力的。

　　我的举报生涯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就从1999年第一次得奖金那年算吧，至今已经六七年了。我举报得奖金最多一次拿了4万元，也有几百元的。这些年，我总共举报了三千多个案子，奖金得了二十来万元。

　　随身带一条双截棍，五六年没敢在家住举报就可能招来报复，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鞍山国税局李文娟举报本单位的问题遭受打击报复，为啥整成这样呢？我寻思，一来她是有单位的人，国家干部；二来她也太单纯，不会保护自己。我一不是干部，二没单位，一个社会人，我连家里都不呆。我大约有五六年几乎没回家住过了，在外面租房，谁都不知道我住哪儿。

　　我自己保护自己。我有假头套、假胡子，必要时就化化装。我有3部手机，其中1部卡上有8个电话号码。这是我向有关部门申请的，特殊照顾我。3个手机有1个号码是公开的，其余的是半公开或保密的。我另外俩手机卡都是在小商店买的，登记的不是真名。平时衣服口袋里装俩手机，第三个装在裤腿里，号码是预先设定的，预备紧急时候用。如果遭绑架了，偷偷地摁一下，朋友就知道了。我常常随身带一条双截棍，厚钢管做的，裤腿里有时还塞把刀。不过，这些东西我还从来没真正用过。

　　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首先要把那里的地形搞清，把自己所处的位置搞准，要不，出事打“110”，说不清位置，警察没法救我。我住宿都住小招待所，登记从来不用真姓名，也不登身份证号。但身份证我时刻都随身带着，以防警察查验。

　　住招待所睡觉前，我都要把门窗仔细关好，所有的锁头插销都上好，还要用椅子或桌子把门顶好。

　　有外地人找我举报，或让我帮着举报，我要反复核对这人的身份，防止上圈套。约定接头会面地点，一般我先去，站在远处或高处，用望远镜查看有没有异常情况。有时还学电影里头，临时改换会面地点。到时就打电话说，会面地点改在哪儿哪儿，你赶快打车过来。我在远处看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如果有，我就中止会面，再进行考察，决定见不见面。

　　在外地举报，如果去哪个机关面谈，我一般要找3个人同去。一个和我在一起，一个在旁边观察，另一个随时准备拍照，保留证据。

　　我最担心的是领奖金。基层政府部门和企业熟得很，很多事情都是透明的，要特别防范。领奖金时也是两三个人，有瞭望观察的，有近距离保护的，还在旁边停一辆汽车或摩托车，不熄火，取出钱来，上车就走。

　　平时走路我都留心观察，有看上去不地道的人靠近，我都要快走几步或转个弯，及早避开。

　　一次我在广东东莞举报卫浴器具假冒台湾产品的事，那个工商局没有专门的谈话室，就在办公室谈。刚好那个假冒产品厂家的人也来办事，正好听到。我哪知道哇，出门不远，后面就跟了3个壮汉。恰好不远就是派出所，我和陪同的人赶紧走进去，假装很熟的样子和派出所的人打招呼。3个壮汉探头看了看，可能觉得没机会动手，就走了。

　　我拟了个举报工作管理法，想寄给全国人大李文娟的案子出来后，我觉么着国家应该有保护举报人的法律，不然，谁敢举报呀。我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学我，是不？我结合自己的经历，拟了个举报工作管理法。9章、50条、700多字，已经改了5稿，改好后准备寄给全国人大。

　　我觉得保护举报人当务之急是要规定不能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要有举报人接待制度、泄密追究制度，必要时应动用刑法，泄露举报人信息，导致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的，泄密人应受到刑罚处置。

　　对重大案件的举报人，还应该责成公安部门派专人保护或将举报人安置在秘密安全区，待危险期过去后，再恢复其正常生活。对特别重大的案件，如有必要还应该给举报人编制新的身份材料，帮助他全家迁至别的省市。

　　还有就是接受举报的机关要给举报人出具受案凭据。现在大多数机关不给出具凭据，你跟他要，他说我记下你的举报了，我说过后你们不认了咋办？他说，我们咋会不认呢？其实真有不认的。

　　有一个市的工商局借盖职工宿舍名义搞房屋开发，出售了10栋商品楼和商铺，还不缴税。我举报了，税务部门也去查了，结果后来说是他们检查中发现的，不是我举报的。收缴税款100多万元，按规定该给我10万元奖金，就不给。我追着要了多少次也不给。我手里没有举报受案凭证，举报时他们不给出具凭证。

　　如果电话举报，有的部门接电话的人既不愿告诉你他的姓名，他们也没有编号。其实政府官员、国家公务员，为政府办事怎么就不能留个姓名呢？怕什么呀？

　　另外，接到举报层层批转材料的做法也要改变。举报人的情况都写在材料上了，这么一来等于公开了。

　　税务部门查偷逃欠税一般由基层单位执行。他们的习惯做法是，去哪个部门查，进门就说：“有人举报你们了啊，我们来查一下。”言外之意是我查你是不得已的。另外也有通风报信之嫌。于是被查单位就玩儿命地查是谁举报的。

　　还有的企业是政府“重点保护单位”，工商税务一般不敢去查，只有接到举报才能查。

　　这些单位成了特别单位，有保护伞，没人敢惹，举报后查处也很难。这是极不正常的。说明某些政府官员与这些企业有特殊利害关系。

　　也有地方做得好的。比如大连市公安局接到举报后，就给你一个密码、一个编号，登记单一式两份，中间盖骑缝章。有奖金打到你的账户上，凭密码和编号到一家银行的所有储蓄所都能取，还不要举报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现在很多人都信任我，找我举报的人老了去了。我挺自豪的。也有不少人怕我，看见我、听我说话就头疼，这我也高兴。

　　他为何以举报为生

　　采访手记

　　“我已经举报好几天了，你们怎么不去查呢？刚才我去看了，还是5毛钱，原来是3毛的呀！”他拿着手机大声说。他告诉记者，这是在督促核查沈阳北站公共厕所提高收费的事。

　　姜焕文说，举报后他还得督促有关部门。因为举报完了，有关部门常常不去查。“我给他们打电话，说‘你们要是不查，我就上检察院告你们，向上级部门反映’。有时说好多遍人家才去查。有的有了结果也不一定告诉我。”

　　姜焕文是个奇人，以举报为职业，为防报复东躲西藏，还乐此不疲。和他本人交谈后发现，他背后的东西很丰厚。和记者交谈时，不时有电话找他，商量举报的事。

　　记者接触过不少举报人，这些人大多是事情逼到眼前，严重危害自己利益时才举报。而很多举报者是老人、无工作者，年轻一点的或有单位的人，一般不敢。

　　姜焕文以举报为职业，靠举报得奖金而生活和工作，而且生活和工作还蛮过得去，看来现实中需要举报来匡正的事情还是不少，而举报线索也并不难寻找。

　　李郁

　　立法消除举报人后顾之忧

　　深度点击

　　看看姜焕文在预防报复方面花的心思和采取的措施，可见他心里多么的没底。

　　由于各种原因，敢于举报或是敢于作证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是极少数。据统计，我国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不足5%，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不足3%，从中可以见其一斑。

　　现行关于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的法律空白，使得举报人的要求在法律上找不到适当的依据，也使他们有可能身陷危境，并让更多潜在的举报人就此却步。一些接受举报的单位中，某些工作人员的态度，也让举报人寒心。

　　实际上，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监察部都曾颁发文件对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进行规定，在不同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但是，这些零散的规定，尚不足以构建一个完善的举报人、证人保护制度体系。什么样的举报人和证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保护？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保护？哪些机构应该承担保护之责？如果失职或推诿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这些问题，现行法律都没有清晰的答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认为，对于为犯罪侦查提供线索、没有成为证人的举报人，也应该纳入证人保护的范围。

　　公民不仅有举报、作证的义务，也要强调对其权利的保障。有必要立法成立专门的部门来保护举报人和证人，尤其从经费上、人力上进行保障。

　　他建议，立法应该明确举报人事前保护，做好预防措施；立法还应该对保护举报人的程序作出规定，明确对受到确实可能发生危险如接到威胁电话等的举报人，启动证人、举报人保护程序；对于审判之后的证人保护可以有证人保护的计划，如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证人可以有保镖，在法庭上对证人陈述事实的提问不能导致其身份泄露，审判之后政府可以重新安置证人生活；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证人保护、举报人保护作出可操作性强的具体规定。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