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际

　　◆游宇明

　　中国一向不缺乏舍生取义的人，屈原因为触犯阴谋家的利益，横遭诬陷流放，自沉汨罗以明志；谭嗣同变法失败，本有机会逃走，却决定以身殉自己的理想……然而，一个国家有舍生取义的人，并不意味着个个都能舍生取义，于是，围绕生与死的问题，历史也就演出了无数的悲喜剧。

　　张鸣在《雍正的天真》中说过一个故事。雍正六年，湖南有个屡试不第的儒生曾静，因为受到明朝遗臣、浙江崇德人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非常兴奋，派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其反清。结果被官做得非常得意、一心想讨好皇上的岳钟琪诱捕。曾静家里立即遭到查抄，在查抄出来的文字资料中，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怎样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滥杀、好色等等。这样的案子，依照当时的“规矩”，是要凌迟处死并灭九族的。然而，对曾静恨之入骨的雍正却作出了一个“宽宏大量”的决定：把审讯曾静的记录编成《大义觉迷录》。审讯记录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首先司法者按雍正的旨意一一质问，再由曾静回答，让曾静稍做解释之后，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以反证其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言论如何荒诞不经。随后官方又大量印制《大义觉迷录》，发往各府州县，每个学宫都备一册，成为学子的必读书。同时，雍正还下令在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到这个衙门效力。曾静果然痛改前“非”，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还写了《归仁说》，表达自己的诚心忏悔。

　　曾静早年不失为一个反清志士，最后却堕落成统治者的奴才，主要原因是雍正手里握着他的生死牌。已经被抓的曾静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自己的志节，然后被凌迟处死，并连累自己无辜的家人；二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做统治者的工具，自毁人格，自摧尊严，以此苟全性命。

　　人的生死不能由自然规律和合理的法律规则说了算的社会，永远不适宜骨头的成长。人的本性是恐惧死亡和忧虑饥寒的，如果一个人只有做奴才才可以换取生命的保障、生活的舒适、官位的升迁，坚守气节必须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那么许多即使本质高傲的人也有可能低下自己的头颅。舍生取义毕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假若一个社会真正看重一个人的气节，并让规则去培育、肥沃这样的气节，强势人物找不到公报私仇的机会，我们骨骼中的钙质才能良好地发育。

　　生与死，很普通的两个字，却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