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农村”的前世今生(2)

　　启蒙情怀与城市导向

　　总结上述三次、尤其是头两次乡村建设运动，可以看到若干明显的特征。

　　第一，历次乡村建设运动，都是由外力发动的。因为乡村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所以，乡村以外的知识分子和政府才来介入。他们本身就具有局外人的意识，带有强烈

　　第二，很多乡村建设致力于把农民捆绑在农村，尽管其意图各不相同。几乎所有的乡村建设活动，最终都让农民服务于知识分子的价值偏好。

　　20世纪初各国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都多少带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和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带有城市知识分子反工业化、城市化的情绪。这些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希望强加于农民：保持文化连续性，维持固有生活方式。他们的很多努力，都是为了让农民继续留在农村，而不管农民自己是怎样想。1990年代以来部分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努力，则更为实用主义，他们是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而主张通过乡村建设，把农民留在农村，使之不至于扰乱城市的秩序。

　　至于政府自上而下推动集体化运动、建立法律上的城乡分隔，则旨在让农民向工业化城市供应资源，以确保现代部门可以推进现代化。农民的角色是政府单方面确定的。

　　第三，几乎所有乡村建设运动，都带有程度不等的集体主义倾向。不少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中本来就包含着对城市个人主义的反叛，希望到农村寻找淳朴的集体主义生活形态。他们始终把散漫、一盘散沙，视为农民的固有弱点，而试图以合作性组织，整合农村，他们认为，这是农民改善自己境遇的唯一出路。

　　乡村建设的起点是农民的自由

　　由上面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实在是与现代化伴生的老问题，知识分子和政府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努力。不过，在进行了如此巨大努力之后，这个问题依然严重，这说明，以前解决问题的思路，可能存在盲点。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有一种自负，总是试图把自己的计划、规划、设想强加于农民，并为此或者漠视农民的自由与权利，或者用法律和政治手段限制农民的选择权利。这正是以前两次乡村建设努力的一个盲点。

　　政府目前提出新农村建设，情势已与上两次乡村建设大不相同。第一，现代性面临质疑，建设新农村也不再是一个启蒙或教育农民的问题，村民自治的实践也已经证明，乡村民主如果说存在障碍的话，那也不是因为农民愚昧，而是因为基层政治体制不够健全，司法体系不够有效。第二，现代部门已足够强大，不再需要从农村汲取资源，相反，只要具有政治意志，即可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增加农民的福利。因而，今日建设新农村，已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主要是一个财政问题。第三，过去二十年半自发形态的乡村建设，已使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现代部门，这一过程是难以逆转的。

　　考虑到前两次乡村建设的得失，考虑到新农村建设所处的新情势，笔者以为，本轮新农村建设能否真正增进农民福利，能否较为有效地解决乡村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在制定政策、尤其是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知识分子在从事乡村建设时，能否真正地尊重农民的尊严、知识、自由与权利。

　　从心态上说，当政府或城市社会投入新农村建设的时候，不应当带有道德优越感。乡村不是一个“问题”。乡村在现代的落后，有其固有的经济与政治根源，而与所谓的“愚昧”、“无知”没有关系，今日应当摆脱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教育决定论、知识决定论，而真正地信任农民，承认和尊重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政府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辅助性的。

　　这其中最重要的自由，是迁徙自由。关于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市民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正确的逻辑应当是：城市化进程是对农民永远开放的一个选择，而政府假如要让这个进程比较平稳，那就应当强化农村的公共品供应和福利供应。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不应成为阻碍农民市民化的理由。政府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投入，其目的不是为了把农民捆绑在农村，相反，政府仅仅在履行其作为政府的正当职责，其实即使投入增加之后，也与政府对城市的投入不能相提并论。政府并不因此获得强留农民在农村的道义优势。事实上，在建设新农村的时候，政府必须继续致力于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尤其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民能够比较方便地流入城镇。

　　另一个自由就是让农民选择生产、生活的经济形态。提出新农村建设纲领之后，各地官员蜂拥到集体经济成功的典型———南街村和华西村参观，舆论似乎认定，集体经济更有利于新农村建设。

　　问题不在于，究竟是南街村还是小岗村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农民的福利，而在于，最终的制度安排，是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或者更要紧是，农民是否有拒绝参与集体合作组织的权利。当然，保障农民的个人自由与财产权，本来就意味着农民可以自愿性进行联合、合作。事实上，在传统乡村社会，本来也不乏合作组织；在今日不少乡村，农民也组成了社会性、经济性自愿合作性组织。

　　总之，新农村建设的逻辑起点是农民的自由。过去二十年来半自发的乡村建设，尽管问题多多，但至少承认了农民事实上的自由和权利。今天所需要做的，是将这些自由和权利从政治上予以确认，并借助法律予以保障和深化。

　　挑战依然存在。按照惯性，在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很可能借机恢复和扩大控制农民个人、干预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由于新农村建设伴随着不少财政转移支付，一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也很容易借机扩大权力。人们现担心，基层政府会强迫农民大拆大建，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组织。

　　如何防范这些危险于未然？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设计者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所要做的，只是还农民以公道，尊重和保障农民的自由与权利，约束乡村基层政府的权力，使之不能侵害农民个人的财产和生活，不能非法干预村民自治活动。果如此，则农民自可解决城市人眼中的“问题”。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