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讲，沂水检察院自行创设此项措施，初衷为了深挖隐藏在裁判不公背后的审判人员职务犯罪，维护司法公正和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当予以肯定，但笔者认为，此类档案建立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实有不当之处。
首先，建立“法官可疑审判行为”档案并不能实现这项措施的初衷。从这种档案的四部分组成看，档案记录和保存了“问题”案件的相关情况，将“错误裁判”的法官作为档
案的对象。其一，涉及到“错误裁判”的认定问题。“错误裁判”本身是不确定概念，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中对“错案”的认定也相对宽泛，即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这由检察机关自行认定“错误裁判”，带有过多的主观性倾向。其二，涉及到“错误裁判”产生的原因问题。“错误裁判”产生的原因也非常多，可能是因为法律适用不当，可能是因为认定事实有误，可能是因为法官有职务犯罪行为。不经过细致调查是不可能了解所谓“错误裁判”产生原因的。如此情况下，若不经调查便建立档案，档案涵盖范围必定极为宽泛，失去实际操作意义。若经过调查，则如果发现法官确涉嫌犯罪，检察机关需要做的是调查、公诉，此时再对此“问题”法官建立档案实为多此一举；如果未发现涉嫌犯罪，而将无问题法官纳入档案同样毫无意义。
其次，建立“法官可疑审判行为”档案有悖独立司法原则。独立司法是公正的保证。独立的司法决定了法官裁判行为的不可干扰性。此类档案一旦建立，法官便成为监控对象。可以想像，这会对法官日常工作、心理产生多大之压力。甚至，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时，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档案中的一员，而会向检察机关征求裁判意见。如若出现此类现象，何谈独立审判。
第三，建立“法官可疑审判行为”档案有无端侵犯法官公民权利之嫌。在档案中，最令笔者注意的是，档案包括了审判人员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社会关系等。法官同样是社会公民，在其不存在任何确切理由的情况下，对普通公民及其家属等主要社会关系人进行人身调查，本身就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当法官存在职务犯罪嫌疑时，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无可厚非，但当调查显示，没有证据证明犯罪时，调查应当终止，毕竟被调查人此时是无罪之人，其权益应当予以充分尊重。深挖职务犯罪固然正确，保障权益更为重要。
综上，“法官可疑审判行为”档案的建立缺乏实际功能体现，同时违背诸项法律精神，笔者对此并不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