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罚款主义”诱导污染横行

　　不久前，广东省环保部门曝光了7家非法排污企业名单，并向其中两家开出了高达20万元的罚单。数日过去了，部分被罚企业仍然如故，甚至有企业说，“要让我不排污，只能把我关掉” 。(《南方都市报》4月25日)

　　污染——罚款——再污染——再罚款，在这套逻辑混乱的循环链条中，我们已经无法辨别，究竟是罚款的威力不够，还是“罚款主义”成为污染横行的间接诱因。

　　不单是广东，全国许多地区，都陷入了类似“治污靠罚款，罚款不治污”的环保怪圈中。也不仅仅是环保领域，在城市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等一系列公共领域，也有相似的“非重罚不解决问题”思维。

　　对于排污者的行政罚款，看上去是要惩罚排污者的行为，迫使其返回“善”的轨道，其实却起到了“导恶”的作用——排污者迟到的罪恶感消失了：因为“我”已经为自己的污染环境行为付了钱，所以“我”不必自责。为了弥补重罚带来的损失，排污者还会变本加厉，于是就出现了上述“交完罚款后加紧排污”的现象。

　　行政罚款要完成充分补偿社会损失的使命，其边际效应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是递减的。如果环保部门的决策目标定为基本杜绝排污现象，则罚款效率应接近于100%，即所有排污者都能无一例外地接受惩罚；惩罚效果超过排污收益，即每次排污行为都被火眼金睛的执法者当场抓获。显然，如果环保部门要做到以上目标，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随着环保部门在日益泛滥的排污行为前手忙脚乱，罚款的有效性很容易遭受嘲弄。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一社会决策目标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为了防止污染，政府环保部门通常可以采用的方法有：征收资源税，排污收费，事故性排污罚款，实行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奖励，提供建造废弃物处理设施的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等等，遏止排污者的“以一己之利污天下”冲动。而行政罚款，恰恰是这些方法中短期效应最迅速、实际效果最差的一种。

　　而许多国家采用“庇古税”(上个世纪20年代“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提出的征收环境税)治理污染，即对排污企业征收合理的税费，以促使工厂革新生产技术、配置污染处理设备，以减少排污。与“庇古税”不同，目前我国对破坏环境现象的惩罚，更多停留在行政罚款层面。行政罚款相较于“庇古税”，具有更多的弹性和人为操作空间，容易产生有令不行、执法松懈乃至权力寻租等现象。同一性质的排污行为，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行政罚款，同一范围内的肇事者，可能因为执法人员力未所逮，出现有人落网、有人安然的情景。

　　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仅仅把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退化当作一种特殊的福利经济问题，责令生产者偿付损害环境的费用，或者把环境当作一种商品，消费者为之付出代价，都没有真正抓住人类活动引发环境问题的本质。要想从根本上遏止我国环境污染愈演愈烈的势头，必须转变治污思路，变被动地事后经济处罚为主动地事前利益诱导，尽快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