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万！无法执行的判赔

　　36岁的漂亮妈妈白涛目光温存地凝视着家门口的小巷，提起9年前聪明伶俐的儿子因在医院使用了耳毒性药物而失聪的往事，她的泪水就会润湿眼眶。

　　孩子聋了丈夫选择离婚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吉林省白山市。1996年1月17日，儿子周成汉出生，这给全家人带来了无数欢乐。没料到命运里埋伏着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白涛说着说着，泪水慢慢流了下来。

　　“1997年3月14日，孩子拉肚子。经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医院医生诊断为小儿腹泻，开了一张处方：0.9％生理盐水200毫升，硫酸庆大霉素静脉点滴每日一次四万单位，共用药两天。”

　　过了一段时间，她突然发现儿子的反应异常：白涛在呼唤儿子时，他却表情木然，没有任何反应。“我赶紧抱着孩子去医院，还托人找了一位耳鼻喉科的主任大夫给孩子诊断。医生说，这孩子聋了！大夫问白涛：你用没用过什么耳毒性药物，如庆大霉素什么的？白涛想起来，孩子在拉肚子时，曾有医生给他打了硫酸庆大霉素。医生告诉白涛：孩子得的是药物中毒性耳聋，这种病哪儿也治不了……

　　“我打电话给在长春的丈夫，把情况告诉了他，他的语气是那么冰冷，还有掩饰不住的愤怒。”白涛平静地回忆着。一周以后，丈夫打电话给白涛的母亲，说要离婚。白涛的母亲震惊了，问“这是为什么呀”，白涛的丈夫却把电话挂断了。

　　白涛说，这个消息对她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1998年3月，他们离婚了。离婚之后，已经辞掉了工作的白涛失去了惟一的经济来源，但她依然没有放弃给周成汉治疗的最后一线希望，1998年8月，白涛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同仁医院，为儿子做了核磁共振，最后的结论依然是：神经性耳聋，用药（造成的）耳聋。这等于是最后的结论。抱着希望到处求医

　　同仁医院的刘铤教授告诉白涛，孩子的耳聋无法医治，他要恢复听力，需要植入人工耳蜗，费用是20万元！

　　20万元，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但白涛没有选择放弃，她抱着儿子去京城各大医院求医，但孩子的耳聋已经成为事实。

　　1998年5月，周成汉两岁了，正是孩子学习说话的年龄，孩子的听力却丧失了，医生说这将导致聋哑。白涛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

　　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在北京工作的弟弟为白涛租了一间小屋住下。白涛也联系了深圳一家公司驻北京的办事处，跑起了销售，白涛咬着牙承受着生活的艰辛，“让儿子开口说话”是白涛最大的精神支柱。

　　2002年3月1日，是母子俩难忘的一天，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周成汉终于有幸获得了由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全体员工捐赠的一枚澳大利亚人工耳蜗，并在两个月后做了植入手术。手术刚结束，儿子就激动地向母亲示意：“妈妈，我能听到声音了！”看到儿子欣喜的笑容，白涛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幸福中。

　　几经周折官司终于胜诉儿子周成汉耳聋后，白涛曾多次找八道江区医院要求赔偿，但医院不予理睬；吉林省省级医疗事故终审鉴定下发后，其家人又多次找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给予调解，但白山市卫生局拒绝调解。1999年8月2日，白涛一纸诉状递到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八道江区医院告上法庭。

　　2002年4月12日，白涛收到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法院采纳了吉林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认为八道江区医院在为周成汉治疗腹泻过程中使用硫酸庆大霉素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与周成汉的耳聋有因果关系，判决八道江区医院应负赔偿责任，赔偿金额484232.70元。对于一审判决，原、被告双方均表示不服并提出了上诉。2002年10月2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然而，由于被执行医院在法定期限内，拒不履行给付义务，2003年1月15日，白涛向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没有得到回音。

　　事故医院仍在正常经营

　　记者了解到，现在被执行医院仍在正常经营，有固定资产、财政拨款、营业收入，有专家指出，其具有实际履行能力。但2004年3月至今，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都没有采取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没有对医院给予强制执行，显然有失公平。

　　法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曾多次向白山市市委、市政府、市卫生局和八道江区委、区卫生局主要领导汇报并协调对此案的执行，但考虑到被执行人目前的状况难以一次性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请示领导，才作出被执行人从2004年3月起，每月偿还周成汉3000元的决定。

　　白涛认为，法院单方面决定每月偿还3000元，这要拖延十几年的时间，现在孩子急需后期治疗，这些费用不能等到10年以后才付，法院这样执行对申请人的权益严重不负责任，所以她拒绝接受这种执行方案。

　　2006年3月20日，白涛向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对残疾儿童周成汉执行案执行不公的申诉书”，等待法院最终合理的执行方案。据《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