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要用人民、青年和高雅的旗号兜售私货

　　网友：梁发芾

　　刘忠德说超女让年轻人在娱乐中受到毒害，并说不能让劳动人民整天陶醉在低俗的文艺当中。于是，刘忠德要求文化部门禁止超女。

　　首先声明，我自己对于超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看到刘忠德一副为劳动人民，为

　　刘忠德的谈话，貌似关心青年，关心劳动人民，但实质上暴露出他对于青年的极大不信任，对于劳动人民的根本不尊重甚至污蔑。青年人和劳动人民喜欢什么艺术和娱乐，不喜欢什么艺术和娱乐，完全应该由他们自己的审美和娱乐情趣来决定。谁也不是青年和劳动人民的导师，谁无权利对他们的爱好指指点点。你如果真正为青年和劳动人民着想，那么，请你闭上你高贵的嘴巴，尊重他们的欣赏趣味和选择。

　　刘忠德认为超女是庸俗的，所以要禁止。不知这位从事艺术的委员，对于中国的艺术史有没有起码的了解。如果不了解，让我给他上一堂艺术史的课程，来听老梁给你讲解讲解艺术史的实例，再来谈什么高雅艺术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上，最初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高雅艺术，当然非《诗经》莫属。《诗经》三百篇中，有在当时被认为高雅之极的宗庙祭祀歌曲，其实就是歌颂国王丰功伟迹绩的，主要是《颂》，如其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谁认为这玩艺高雅？），也有文人创造的被后世儒家认为体现了后妃之德的高雅之极的《关雎》，当然，其中也有大量的劳动人们歌唱的情歌，就是《国风》中的民歌。这些民歌，被当时的孔夫子和后世的道学家所抨击，认为桑间陌上的郑卫之音淫荡。好在孔夫子虽然不满郑卫之音，但是他编选的《诗经》并没有完全删除这些来自民间的被认为是淫声的流行歌曲，后来的道学家尽管斥责这些淫声艳曲，却没有谁向刘忠德这样把它们从《诗经》中删除或者要求最高统治者下令删除。

　　《诗经》中的不少诗歌，尽管开头是来自民间的流行歌曲，但是，后来得到人们的承认，就成为高雅的经典，《诗经》也成为中国儒家《四书五经》中的一经；而到了唐和五代，民间更为俗艳的长短句，也就是后来的词发展起来了。这种词，在当时的以诗为高雅正统的人们看来，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淫声艳曲。但没有想到，词，后来发展到了极致，高雅得连南唐的两个皇帝，也在前赴后继地写作，尤其后主李昱成了一代大家。

　　诗词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极为高雅的东西。但是，后来又从勾栏瓦舍这样的娼妓所在，产生了戏曲，今天高雅得了不得的国粹京剧，以及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非物质人类遗产的昆曲，当时都是从这些地方产生发展的。尽管这些戏曲在当时鄙俗之极，高雅的人们不承认它们的地位，但现在，谁说它们不高雅？由刚出现时被人认为是鄙俗之极在民间流行和娱乐的艺术，经过人们的热烈追捧，最后不但被整个社会接受，而且成为典范的，还有许多，这里不能列举。总之是，艺术的高雅与否，从来不是一两个权威凭自己的爱好，甚至凭自己所信奉的政治意识形态就可以一言定夺的。顺便还要说的一句话是，艺术一旦高雅，成为政府扶持的东西，其生命力生存力就不存在了，就几乎死了，不信，你看看京剧。

　　现在再回到刘忠德与超女。超女所代表的通俗娱乐艺术，将来能不能变成高雅，谁也不知道。但是，将来成为高雅的东西，必定是在允许众多有生命力的民间流行文化（当然包括庸俗和鄙俗）的互相激荡碰撞，竞争取舍的氛围中存留下来的。现在流行走红的东西将来不一定成为高雅的经典，但如果不允许现在的庸俗甚至鄙俗的东西存在，则绝对不可能产生什么高雅的东西。这是文化选择的必然规律。刘忠德无视艺术发展的历史，夸夸其谈高雅艺术，主张国家禁止通俗文化，不知到底是由于无知还是由于奉了什么圣旨。但他的做法，显然秉承了我国极左时期用政治大帽子和行政命令打压艺术的恶劣传统。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我痛恨而反感刘忠德的说法，是因为这种说法中暗含着极为危险的信号（这种信号从所谓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被搞笑后的政治大帽子已见端倪），就是要用政治的行政的手段，来强行控制文化的走向，控制人们的娱乐选择。这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80年代，还出现过“反对精神污染”这样的事。今天渴望用政治大帽子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打着关心青年和劳动人民，关心中国高雅艺术发展旗号而控制文化艺术走向的做法，似乎正是这种做法的借尸还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