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和高投资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平衡增长，其中原因何在？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中，投资和出口的效应较大，国内消费的拉动力太弱。原因在于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国有企业投资、外资等。这种局面下，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成后，增加不了多少就业；国有企业投资和外资，其容纳的劳动力就业相对也越来越少。这就是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他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较快的增长、平衡的物价、较充分的就业和平衡的国际收支，要协同调控、统筹兼顾，缺一不可。一个只注重增长、物价、国际收支，而忽视或者对就业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的宏观调控，实际是不完全、低水平和副作用很大的宏观调控，不符合现代经济和国计民生的要求。而要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改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扩大内需，关键是要鼓励民间投资、民间创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扩大中等收入人口，大规模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
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的主要渠道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可是，从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增长情况看，1998年企业法人为262.8万家，2004年为325万家，关闭与新增相抵后，只增加了62.2万家，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仅增加10万家法人企业。而根据统计，1999年~2000年在工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减少770万户。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越来越大，新增劳动力规模也很大，大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往年积累的失业人员规模也不小。微型和中小企业增长缓慢，个体工商户在大规模破产。因此，就业形势的好转任重而道远。
宏观调控应当总体上控制投资，但是要调整投资的结构，适当压缩不增加就业的投资规模，积极鼓励能大量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的投资；通过扩大国民经济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能力来扩大消费。当务之急是，政府要放宽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的注册、市场准入和经营等管制；杜绝十几个部门对创业和经营的交叉和恶意执法；让利于民，大规模清理和停止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收费和罚款，对创业和就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还要建立切实有效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并提供创业和就业培训等。如果政府能够调整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让利于民，并且调整各方面的体制和政策，改善投资与消费比例，那么，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就业的协调，就不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话了。（文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