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就过时{11}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迅，曾主演过轰动全国的电影《摇滚青年》，但她放弃了国内发展的大好前途，赴日留学，只身闯荡，从清洁工到经管硕士、日本收视率最高的《今晚》节目直播主持人，取得了让无数人艳羡的成就。回国后，曾有一段时间，网上的评论让她倍感委屈，在她最困难的时候，王志给了她莫大的帮助…… ●我不仅度过了一个很缺少父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在父亲身边时，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日本人对英语有一种特别的崇拜，听不懂，自然觉得很没面子。但不能给周围的人看出不懂，“

　　我还是微笑着双手递给他。在这儿我学到了职业尊重。在店里做事，他是客人，我就要提供优质服务；他是个男人，女人要学会给男人留面子，特别是在众人面前。

　　店里如果有客人吐了满地，清扫这种活儿店长马上就会派给我做，起初，我认为这是民族歧视，非常生气。后来才感觉到，在日本，女人在职场为男人送咖啡，说顺从话，倾听众人的抱怨，是多年沉淀下来的对女性角色的要求。到任何一个地方，新来的人做最脏最累的活儿是理所当然的。过了一阵，店里又进了新人，这种活儿自然就有了接班人。

　　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

　　只有了解艰难，才会品尝快乐。

　　说到苦，那时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快乐是发自内心的。艰难的日子里，你会发现快乐其实是那么简单的事。发工资了，考好了，别人的话能听懂了，我说的话，别人也听懂了，都会有一阵阵惊喜。那个时候并不缺少快乐。而后来所谓成名之后，简单的快乐却少了许多。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每天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更没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我不敢说，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当我下决心要来日本自费留学的时候，妈妈没有敢把我的想法告诉爸爸。从二姐想出国的时候开始，爸爸只有一句话：“等我们回国后再考虑。”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难免有利用工作便利之嫌。于是妈妈就开始瞒着爸爸办理一切手续，求到一个她在日本的学生，在银行做了个人担保。只等孩子们都到了东京，才跟爸爸摊牌。理由相当充分：第一，没有政策说驻外记者子女不能留学; 第二，没有动用任何工作关系；第三，任何方面都经得起检查。生米煮成熟饭，爸爸拗不过，只能做好被立即调回的思想准备。

　　后来真有人告到了总社，说爸爸把全家都办到了国外，总社经过调查，认为父亲的确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此事才沉寂下来。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当时，我不仅度过了一个很缺少父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在父亲身边时，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在经济上我更不能依赖他们。当时驻外人员每个月的工资不高，爸爸、妈妈加起来不过五万多日元（约2500元人民币）。妈妈作为编外人员工资更少，除了饭费，生活零用费只能够在机场买一碗面条（机场的面条要1200日元）。爸爸最喜欢吃面条了。他能在外面用自己钱吃得起的，就是车站边面店里600日元一大碗的快餐面。日本的上班族也都站在那儿，带着嘶啦嘶啦的响声埋头大吃。这成为他至今仍怀念的美食。

　　我很想爸爸、妈妈。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很难见面。偶尔打个电话……

　　“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买了一些好吃的。”爸爸的情绪似乎特别好，“还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可是太贵了，要6000多日元。我们只能望梅止渴了。”

　　于是那串美丽的葡萄，就成了我下一个阶段拼命打工赚钱的目标。餐馆生意好的时候需要加班，虽然到点时已经筋疲力尽，但想到多挣的钱可以和甜甜的葡萄挂钩时，顿时就能打起精神。每天快下班时就盼着来客人，多干一个小时，多挣一个小时的钱！

　　终于有一天，我把一盒美丽的葡萄捧到了爸妈面前。这盒葡萄足够让我在店里站上七八个小时。看着爸爸、妈妈一边责怪，一边把艺术品一样的葡萄送进口中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7.遭遇暴露狂

　　连我都被自己发出的叫声震慑住了，日本是安全的。

　　刚刚开始打工的时候，晚上10点多钟下班回家总是提心吊胆的。渐渐地，胆子一天天大起来。一个星期总有两天加班到晚上11点，吃点东西，赶00：13分的末班车回家。来日本已经有四个多月了，一月份的天气很冷。

　　腿被电车里的热气烘得暖暖的。“浦和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不要忘记随身携带的物品。”电车的广播把已经喝迷糊的乘客叫醒，零零落落几个人，我睡眼惺忪地下了车。一阵寒风，两个冷战，哆嗦几下，顿时醒了。

　　出了浦和车站，我一个人快步往家走。浦和的周边环境不错，非常安静。从车站到家大约有十七八分钟的路程。车站附近还算亮堂，末班车过后经常会撞上“面壁思过”的小解者或“倾吐衷肠”的醉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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