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4月14日《新京报》消息：中国政法大学按人口比例招生被质疑为大跃进。在中国政法大学今年的招生计划中，作为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规模这一思维的受惠者，人口大省山东、四川、河南的招生计划都首次过百。有专家认为，法大高招改革是不现实的，“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坐以论道莫如起而行之”。关于高招比例引发的种种乱像，
已经困扰高招改革多年，从“高考移民”这个“土特产”、到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社会诟病，高考招生牵动着社会每个阶层敏感而脆弱的神经。高招没有比例不行，有了比例也不行——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比例背后彰显的是怎样的程序正义和公民话语。中国从来有个“不患寡人而患不均衡”的传统，在高招比例问题上尽管民怨声声、理论纭纭，但从来没人敢把这个分蛋糕的游戏规则哪怕是改良一下：因为谁都知道，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在高考关系着整个社会层级能否有序流动的大背景下，这是个动辄得咎的雷池。复旦做了，于是流言就成了“谈谈话就能上复旦”；法大做了，于是惶惶论证其为“大跃进”的翻版……帽子都不小，责任都不轻。那么，这些事后忧心忡忡的专家学者事前怎么不把更完美的高招构图公示给我们呢？坐台听戏容易，上台唱戏难，在显然的高招“反规则”下，打破蓄意的地方保护主义神话，让高招比例来一次真实的纠偏，这样的“大跃进”有什么问题——在行政还可以试错保护的宪政社会，“实践平等”比“等待平等”更也许更有意义吧。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建设新农村的今天，韩国也曾有个“新村运动”，其中对发展农村教育，人家说“有条件的大学每年拿出一定的招生比例提供给农村孩子”——可是在我们的专家看来，这也是“不公”的了：譬如对高分学生的“不公”、譬如对城市学生录取比例的“不公”……但是请注意，我们的专家在阐述高招比例公平性问题的时候似乎忘却了这几个前提：教育的最大不公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往上流动的倾斜力的不公、是对纳税人享受均衡教育资源的制度性歧视下的不公；教育公平从来是个辨证的、渐进的概念，制度设计的一步到位只能是纸上谈兵望梅止渴；也拜托专家把诡辩一切善良的高招改革的劲头拿到“多研究些问题”的实际上来，正因为老百姓对高招比例公平寄予无限热望，所以我们能宽容一切朝高招公平航向激进的迈越——毕竟，能让我们看到希望的公平诉求，总比一次次在“高考移民”的闹剧中绝望的好。
法大高招改革现实不现实，自有实践来评判，“大跃进的翻版”这个帽子似乎扣得太匆忙，一不小心，说不定还让人认出了其后复杂暧昧的“产地标签”。在高招改革的路上，我们需要的是春天的鼓点，不是大字报般的冷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