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酒后驾车撞死人的大学生拿不出40万

　　在北京，当听到自己被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时，24岁的大学生张强（化名）显得有些激动。此前，他因酒后驾车失控撞死路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东城法院审理后考虑到他的悔罪态度、对受害者的赔偿和其个人前途，于近日做出免除追究其刑事处罚的决定。（《新京报》5月1日）

　　人们常说法不容情，说的是立法和执法是刚性的，不可变通。但法律又是有情的，

　　应该说，本案中，法律的人性化让人感动，法院周密慎重的态度也让我们产生敬意——充分考虑到肇事者的悔罪态度、对受害者的赔偿以及肇事者的个人前途等因素，最终认定其犯交通肇事罪，但免予刑事处罚。无论是从法的角度，还是从情的角度，审判机关这一做法都无可指摘。

　　但就本案而言，从报道的情况来看，显然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假如酒后驾车撞死人的大学生拿不出40万，无法以高额的赔偿款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在受害人家属的强大“压力”下，在酒后驾车撞死人这种恶劣严重的交通肇事犯罪行为下，该大学生即便是表现出真诚的悔意、个人前途非常美好，法院都将量刑而判或者法律人性化达不到如此程度。此类案例比比皆是，无需笔者赘言。

　　法律的人性化在无形中受到了资本意志的影响。换言之，在某些外界因素的“左右”下，法律的人性化会表现出不一致的“伸缩性”——还是以本案为例，同样是酒后驾车撞死人，一个贫困大学生与一个家里拿得出大笔赔偿款的富家子弟，其“境遇”恐怕就有天壤之别。而在同等的状况下行为人得到的人性化宽容有了高下之分，法律的公正性就无法得到保障。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量刑要适度，刑罚要具有教化意义。孟德斯鸠是崇尚法律人性化的，但孟德斯鸠同时指出，首先要保证法律的公正，离此法律人性化无从谈起。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外力因素“干扰”，将法律人性化面向所有人保持平等一致的尺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