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李书福助学上当说起

　　4月11日，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在京公布。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以2．33亿元的捐赠，在百名慈善家排名中位列第五，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然而，掏钱不难，难的是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们上过当。为此，吉利集团决定成立专门的班子机构，准备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由自己到全国各地寻找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寒学子。（见4月23日《现代快报》）

　　的确，不管是捐出成千上万，还是掏出区区数元，每个捐赠者都希望自己的钱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受益。如果捐赠之财被挪作它用，或者装入了不需要资助之人的口袋，那无疑是对善意与爱心最为无情的伤害。然而，现实却并不能如人所愿，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相关法律存在缺陷以及相关机构动作不透明的情况下，助学上当这一现象根本就是不可避免。因此，才有了吉利集团自己寻找贫寒学子的无奈之举。

　　笔者理解吉利助学的困境，这其实是中国慈善事业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可是，如果吉利避免了助学上当，找到的都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并把钱不分不少的塞进了贫寒学子的口袋，那是否就能够意味着助学的成功，意味着慈善的完美了呢？答案并非如此，正如一枚硬币有其正反两面，实际上，这种直接面对面的助学模式，同样具有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完成每次助学之后，受助者从道义上讲，应该产生一种感恩情节，这是具有良知的表现，是一种美德。然而，受助者应该感谁的恩呢？如果是面对面直接的捐助，那么受助者显然应当对捐赠者感恩，于是，接下来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报恩。或许有的捐助者会说自己不需要任何报答，这其实不对，因为既然感恩了，就必须要报答。如果感而不报或者无从报答，那势必会削弱感恩情节本身。直接助学的困境就在于此，因为产生的是基于个体之间的私人恩情，而受助者又处于弱势，所以往往会让受助者在如何报恩上产生一定的压力，进而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感恩情节非但不能更浓，反而更淡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有的慈善家埋怨受助学生连发张贺卡，说句谢谢都没有，其实就是因为受助者在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时常感到无法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报恩，或者认为怎么报答也不足以。

　　可见，直接的助学可以产生感恩情节，但却因为存在报恩上的障碍，不利于感恩情节的发展与培养，最后往往会起到事与愿违的负面作用。因此，必须让受助者对社会产生感恩。现代社会的慈善事业，其真谛就在于让爱心来自于社会，感恩于社会，报答于社会。要让受助者意识到，恩情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给予的，而是整个社会的关爱。只有对社会产生深深的感恩情节，才能消除受助者因弱势地位而形成的心理压力，才能让受助者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让他们以一种开放轻松的心灵姿态，把爱心与关怀转给更多的人，去回报为他们深深感动的社会。

　　正因为真接资助的慈善方式有诸多弊端，所以当今许多国家都以发展规范、统一的专业慈善机构作为完善慈善事业的重要途径。资助者如果要奉献爱心，想为社会中的弱者出一份绵薄之力，那么就只能把钱物交由慈善机构，并无权指定钱物用于任何特定的人，也无权设置受资助人应该承受的义务。其后，慈善机构就取得了捐出钱物的所有权，按照预先制定的操作规程，向符合受援条件的人独立的进行各种慈善活动。通过专业化的慈善机构进行社会慈善事业，不但杜绝了施助者借提供援助之机给受助者设置限定性条件的可能；更有利于维护受助者的自尊和权利，让受助者感受到接受资助不是他人的怜悯和施舍，而是生存于社会之中所必然应当享受的一种权利。

　　当然，对于捐助者，慈善家来说，一方面他们在不同的专业慈善机构之中应该有广泛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也应该有权对专业慈善机构的慈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只有专业的慈善机构完善起来，才是减少李书福助学上当这一现象的根本保障，才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真正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