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静气看待“超女”大辩论

　　全国政协常委兼教科文卫体主任刘忠德接连炮轰“超女”，指出“超女”有四重罪：一罪是玷污了艺术，二罪是毒害了青年，三罪是破坏了教育，四罪是违规操作，甚至建议相关部门取缔超级女生。由于刘忠德的身份与地位，他的言论对“超女”的生存构成了强大的威慑力，这让许多支持 “超女”的公众颇为失望。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各种方式回击刘老对“超女”的炮轰。这样，刘老的炮轰，网友、媒体的反“炮轰”就构成了最近一段时间内一道最亮丽的媒介文化风景线。

　　这道风景线充满着火药味，有许多骇人之语、夸大之词。如“超女渲染一夜暴富”、“超女有害的多重谬论”、“建议取缔超女是专制时代的遗风”、“没有超女，我们看什么”、“超女停办在即政协委员发飙”、“超女像极了洋快餐”、“超女是一剂麻醉青少年心灵的蒙汗药”、“面对超女，刘忠德莫扯蛋!”等等。这种偏执的言论与去年“超女”舆论漩涡十分相似，也就是“超女不吓人，评论才吓人”。

　　这种骇人之法，并不始于今日。不论是支持方，还是炮轰方都沿袭了前人的宣传方法。报刊宣传家梁启超曾有“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使读者梦猛省之“煽动”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的传世标题。然而，这种火药味很浓的宣传方法，有着相互攻讦、谩骂等缺点，且易走向极端，故应该批判之。然而，这种“骇人之法”并非一无是处。只要平心静气的透视这种有关“超女”的大辩论，就会发现辩论双方都有着难以回避的缺陷。而这场辩论能够存在、乃至健康发展折射出当今社会的舆论空间正在走向开放、多元、民主，这是一个成熟社会的表现。同时，这场辩论至少让公众达成了以下共识，即用行政手段取缔“超女”是行不通的；放任“超女”，也许它真的会让我们“娱乐至死”。因此，很必须有效地、合理地规范“超级女生”、给其生存空间，满足平民的精神娱乐需求。

　　然而，如何把握这个尺度，却是相当困难的。控制过严，娱乐也就失去了娱乐的意义；控制过松，娱乐就会走向其反面，侵蚀人类的精神家园。这是一门艺术，是如何在文化生产、文化生态之间寻求平衡的艺术。面对火爆的“超女”溢出的负面影响，刘老的“炮轰”起到了制衡作用，而网友的反“炮轰”则又对刘老的过激言论起到了制衡作用。2006年的“超女”注定要在这种种制衡中上演、谢幕。

　　这种种制衡除了体现民众独立意识的觉醒外，在深层次上还折射出当前教育体系的某种制度性空白，也就是说，我国的教育体系缺乏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这一环节。这种空白使公众先天性地缺乏正确的使用电视等大众媒体的观念及技巧，从而为大众传媒负面效果的入侵留下了空隙。当青春、艳丽的“超女”们在电视上娱乐大众时，也必然会产生“恶俗”、“媚俗”、“毒害青年”、“破坏教育”等问题，面对种种负面效果，精英的社会职责和良知迫使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骇人之语，这就必然与公众的娱乐趣味发生冲突。今天围绕刘老炮轰“超女”引发的大辩论即是这场冲突的生动体现。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商业化驱动的电影和广播对社会成员精神追求产生误导，对青少年成长带来负面影响等问题，英国学者ER•利维斯和其学生尼斯•桑普森首次就把媒介素养教育引进了学校。70年代后，媒介素养教育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国家陆续展开，今天媒介素养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性运动。然而，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及相关教学却是相当滞后的，除了几篇论文、著述、网站和少数几个高等学校进行相关的教学外，完整的媒介素养教学、科研体系还没有形成。虽然有不少学者、媒体在呼吁建立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但是至今，媒介素养教育依然没有被纳入政府行为。因此，我们应透过这场大辩论，从中吸取真理的内核，在规范“超女”节目之余，应亟待加强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建设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