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感动，感动大家！　从改行到跨行的转折

　　感恩的心

　　黄伟宗

　　这段从改行到跨行的转折经历，不仅使我从灰心中找到动力，从困惑中找到方向，而且改变了写文章、做学问的单打一方式……

　　到现在为止，我已跨过古稀之年，从事笔耕即将半个世纪，出版专著15部，发表文章近千万字。说实在话，在这些专著或文章中，尽管有的颇有名气，但我却是最喜爱当今不怎么受人注目的理论专著《文艺辩证学》，最难忘萌起写这本专著意念时的苦难日子。

　　那是1968年12月，也即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下放到粤北山区的英德黄陂“五·七”干校劳动。这是广东省新闻和宣传界干部“投笔从农”的地方。寒冷的冬天，寒冷的山野，寒冷的时代，寒冷的处境，冷透了我自幼热爱文艺的心，冷却了多年力求写出著作之志！当时我刚过而立之年，有妻子和幼小的儿女；虽然已发表过几十篇文章，有些还有点影响(由此受到批判，并被划为“黑秀才”)，又在《羊城晚报》做了好些年《文艺评论》版的责任编辑，但无论从业绩或水平上说，只能说是成立了个人的小家庭，远未“立业”，更未成“家”(专家)。如果从1958年我发表处女作时算起，这时我所走的文学道路不过是短短10年！难道我的学术生命就在荒诞的年代因自己被打成“黑线”人物而结束么？自己写的东西究竟错在何方？“黑”在哪里？百思不得其解，心灰意冷，前路茫茫:难道以后就如当时的“军管”所说，要一辈子“扎根干校”、“死在干校”？

　　正在困惑消沉的时候，突然听闻一个消息:35岁以下的干部，可以报名当工人，而且是回广州去。这消息使我有似绝处逢生般的振奋！因为只身来到这满眼黄土的黄陂，瘦弱的妻子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和有病的女儿，作为丈夫却不能分担家庭的责任，十分内疚。管他做什么，回家抱孩子算了，还管什么文艺不文艺！万没想到，自己要当工人也不够资格，未获批准，只得继续留在干校养猪！

　　恰在这时，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朋友偶然到猪栏来看我，我向他倾心谈出妻离子散、不能再从事文艺事业的苦恼。这位朋友坦诚地说:来这里的“八百秀才”，哪个不是如此？并且说我要改行的想法是天真的。十分意外的是，他竟说:“依我看，你是不能改行，而是要跨行。这就是说，你们搞文艺的，要懂哲学，要用辩证法，搞艺术辩证法！”这番在困境中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使我重新思索自己10年的文学经历，使我重新咀嚼自幼开始所学的全部文学知识，深有茅塞顿开之感。更奇妙的是对眼前的灰暗世道也有了一些醒悟，朦胧感到“投笔从农”的日子不会太久，迟早是要干回本行的。我慢慢恢复信心，开始考虑将来要做的事，复燃了我长期冀求做一门学问的想法。做什么学问呢？第一个涌上脑际的选择，就是搞跨行的艺术辩证法。

　　果然不出所料，自林彪摔死后，1971年开始陆续从干校调人回城工作，我也于1972年调粤北编《韶关文艺》，为业余作者办文艺创作学习班，我也就开始在授课中试讲艺术辩证法。1975年我被调回广东作家协会任《作品》月刊编辑，粉碎“四人帮”后编发的首篇论文就是秦牧的名篇:《以辩证思想粉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1979年初，我应邀回母校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向“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生(1977、78级)讲授首门选修课程，就是《文艺辩证学》，并从那时写讲稿开始，边讲课边修改补充，直到2000年7月定稿，才由广东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专著。

　　这段从改行到跨行的转折经历，不仅使我从灰心中找到动力，从困惑中找到方向，而且改变了做文章、做学问的单打一方式，从结合哲学、美学、文艺学为一体的文艺辩证学，到近10多年来一直以多学科交叉进行的珠江文化与海上丝路工程，都是由此而来的。所以，我一直铭记着这段重要的转折，一直感念着当年这位在困境中鼓励我、劝我跨行而又不知今在何处的朋友。

　　黄伟宗，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

　　本版插图/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