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广州：一座城市的“反抢战争”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政法委书记下令警察要“果断开枪”之后，重典能否为这座深受“双抢”惊扰的城市带来更多的安全？

　　★ 本刊记者/王刚(发自广州)王寻

　　“进入2001年，广东一年‘双抢’犯罪分子的数量甚至相当于其他一个省刑事犯罪分子的总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广州治安之乱，时间始于1983年，地点始于广州火车站。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钟健平说。

　　但2000年后，“随着对火车站地区的严打力度加大，我们看到了犯罪向城区、向南流向的痕迹。”广州大学社会犯罪研究专家黄立介绍。在2001年之前，活跃在广州市内的还只是以盗窃为主的犯罪；2001年后，市区抢劫、抢夺案开始急速上升。而东莞和深圳一些警力薄弱的地方甚至出现更为粗暴的“砍手党”。

　　按照通常的犯罪规律，抢劫、抢夺案件一般多发生在城乡结合部。但在广州却恰恰相反，自那一年始，市内10区抢劫、抢夺案件同时窜升，呈遍地开花之势。

　　2002年，广州市“双抢”发案已经占到了全市当年刑事案件的66%。之后，“双抢”类案件增幅连续三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在整个广东，“双抢”犯罪分子人数也连续三年超过全省刑事犯罪分子总数的1/3。

　　“双抢”祸广州

　　如此局面，令广州警方一时措手不及，而民众更是怨言纷纷。

　　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城中村”现象和数额巨大的外来人口。进入1980年代以后，广州外来人口剧增，城市拓展迅速。2005年的官方数字显示，市内相继出现了138个“城中村”，占城市规划面积的22.67%。由于这些地方房租低廉，警力薄弱，成了外来者的聚集地。广州警方随后也找到了证据，据2003年统计，广州“城中村”包括300万流动人口，出租屋60多万套，流动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发生在广州85%的刑事案件为外来人员所为，80%的作案者曾经或者现在以出租屋为落脚点。

　　随后，针对 “城中村”的治理开始加速。从2002年开始，警方加大了对出租屋的治理，城市规划者更列出时间表，在2010年之前彻底根治“城中村”现象。

　　然而，“城中村”并不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也并非“双抢”问题的惟一根源。

　　北京、上海、西安这些大城市都存在着“城中村”，而且都不比广州少，其中北京有231个，西安有187个。而这些城市的“双抢”问题都没有广州严重。特别是上海，令广州汗颜的是，同样是外来人口居多，“城中村”现象普遍，上海“双抢”发案率却远远低于广州。

　　2002年，广州人开始赴上海取经。经过比较，广州一系列独有的问题被发现出来。

　　首先就是摩托车。广州摩托车数量庞大， 2002年的统计，机动车140多万辆，而摩托车就占到其中的一半。与摩托车有关的交通、治安案件每天平均47宗。

　　数目庞大的摩托车为“双抢”案件提供了最为便捷的工具。根据2002年之前的案情分析，“双抢”作案者多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通常是两人配合作案，或开摩托车实行飞车抢夺，或徒步抢夺，再乘坐接应摩托车逃离现场。地点多是交通繁忙、行车便利的街巷。因为这里容易窜行，得手即去。

　　广州遂着手治理摩托车。按照1999年出台的削减摩托车计划，到2010年将有75%的摩托车被淘汰。

　　但是，广州人显然等不到那一天。

　　2004年1月，广州市政府出台摩托车限行方案。方案提出，广州市将在今后的几年内逐步在市区主要路段和区域逐步实施摩托车禁行。

　　与此同时，广州开始对这个城市的吸毒人员加大整治。根据警方分析，“双抢”作案者80%以上为吸毒人员。于是，一套“禁毒、限摩、治理出租屋”的系统方案于2003年开始启动。

　　孙志刚案“后遗症”？

　　有了一套系统的整治“双抢”方案，但是它的执行者——警察们彼时却似乎并不太积极。

　　“2003年，广州警员士气正处于最低落的谷底，一切决策的执行到了基层都得打折扣。”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卢汉桥解释说。这是一个在当地讳莫如深的话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2003年3月，孙志刚案发生。广州警界受该案震荡，除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刑2年外，上至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培坤，下至黄村街派出所所长、民警共计有13人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行政记过等处分。

　　一时间，警界群体情绪低落，出现“不敢为”的现象。据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钟健平回忆，当时广州公安内部流传“干事是找死，不干事是等死”的牢骚。

　　“只要你那时候在派出所走一遭，你就会发现很多不对劲的地方。”一位当地记者向本刊描述，“民警上街执勤，主动要求不带枪；有的便衣巡逻发现案情就远远躲开，要么就是遇到群众报案，开着警车前往呼啸一番，以示震慑。”

　　一位派出所的警员向本刊记者解释，“双抢”由于作案时间短，转移逃跑速度快，现行难抓，取证困难，破案率不高。加之孙志刚案发生后，警方面对那些没有证据的犯罪嫌疑人惟一能用的即是“传唤”，而且不能超过24小时，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发现有问题就先收容。面对大批无法人赃俱获的嫌疑人，只有抓了放，放了抓。

　　另外，在与犯罪分子的对抗中，警察数量上的劣势也暴露出来。以广州火车站周边的流花地区为例， 2000年这里每天的人流量达到了40万～60万人次，而警察仅有400多人，警民比例不足1：1000。

　　而就全市看，在2003年，常住人口已超1千万，而在编警察数量24000人，比例为1：416。况且，以当时的警力配置，直面社会、下到基层的警力更是捉襟见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