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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这就是切尔诺贝利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06日06:00 光明网
徐迅雷

  20年了,时光让疼痛再一次泛上人们的心头。公元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5分,位于今乌克兰的前苏联第一座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机组发生爆炸,8吨多强辐射物质喷发泄露,释放出的辐射总量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量的200多倍。这次核事故是世界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惨重的灾难。

  戈尔巴乔夫在26日的清晨才获得这个消息,还是他人转告的。那个时候,作为苏共

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任才一年,但他当时压根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人类元首史上最严重的“下马威”。戈尔巴乔夫后来在那部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回忆录里,专门有一节写这个事件,标题就是“切尔诺贝利”(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这一天他召集了政治局委员开会,在回忆录里他留下了很值得玩味的一句话:“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赫作了通报;他宣布这个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

  切尔诺贝利事故本身的特点,给了负责汇报的责任官员“讲得相当平淡”留了巨大的空间,因为这样的核泄露,不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瞬间让万众死亡、把一切夷为平地的情形,而是杀人不见血的核辐射!放射物质随风扩散,10天内放射性尘埃就落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最终导致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还好当时有消防队员等等在场人员的全力扑救,才没有殃及其他3组核反应堆,“是他们拯救了欧洲”,否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了。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发生,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病;在切尔诺贝利上演的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体制弊端。当年就是为了政治诉求,而匆匆忙忙上马这个核电站的;为了赶工期,大大降低了技术标准;而且戈尔巴乔夫之前的领导人就已经预料到迟早要出事,却没有把安全真正放在第一位,采取有效措施;事故发生后,责任官员向政治局汇报时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出事后不及时公布消息,习惯性地以“严格保密”、“内部消化”来解决问题;在出事地点进行警戒,防范外国记者进入,甚至动用克格勃来“防止事态扩大造成不稳定”,还美其名曰这是“善意的谎言”。其实就两字:人祸。

  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危机处理过程中,清晰可见“体制病”在那样陈腐的体制里是如何典型发作的!到了4月29日,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消息才第一次见报;事故初期的报道,也只是公布核电站发生了火灾,并没有详实说明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当地居民通过国外电台等媒体的报道才知道真相。直到5月6日,《真理报》才刊登了第一份有关这一事故的详细报道。这,就是“切尔诺贝利”。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说:“现在我要坚决拒绝一种指责,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有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前一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不是说“所有苏联领导人”都有意隐瞒“全部真相”,而是确实有“部分苏联领导人”想隐瞒“部分真相”,因为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说到“政治局里出现了两种观点”,其中一种就是“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非独出心裁:迟迟不肯将真相告诉民众甚至本国政府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历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时有发现”。而后一句话更揭示了一种可悲又可怕的情形: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事件,作为偌大一个国家的“一把手”,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内阁”,竟然无法及时了解到事件的“全部真相”!报喜不报忧,“一级一级往上骗”,不正是某种体制中最惯常、最通用的做法吗!

  戈尔巴乔夫后来才明白,切尔诺贝利事故真的使他成了“锅儿巴焦糊”。他老兄在回忆录里老大不情愿地说:“毕竟……我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井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范围的灾难。对其真正规模的认识是随着信息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

  屏蔽真实信息,是一种“体制惯性”;只对当权者自己负责的体制,对公众屏蔽信息必然是第一选项;只有对公众负责的体制,才会向公众“交底”。遇到地震飓风之类的自然界灾祸是如此,遇到技术性灾难就更不用说了。2005年5月,美国discovery频道制作了“世界上的十大技术性灾难”专题片,列为前3位的事件分别是:河南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等多座大坝崩垮、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和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在1975年8月8日至9月5日的驻马店地区垮坝事件,让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此次灾难人员死亡的数据至今也没有公开发布;而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迟迟弄不明白究竟死伤了多少人,小的数字说直接死亡才几十人,大的数字则是“十万”。

  “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弊病。”这是戈尔巴乔夫后来真实的认识。在当年年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有了这样一番气话:“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心并未加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个聪明人,很快看到了“系统中笼罩着”的问题。

  “历史就是这般嘲弄人。”刚刚要开始改革就遇上损失这样惨重的事故,戈尔巴乔夫不能不如此感慨。其实不是历史嘲弄人,也不是事故嘲弄人,而是他身处的体制制度嘲弄人。戈尔巴乔夫正是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开始汲取教训的,并很快形成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

  前苏联“垮塌”后,一位俄罗斯社会学家谈起切尔诺贝利事故时说:“切尔诺贝利改变了前苏联的一切,改变了人们对于科学的信赖,也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的信赖。”而在回忆录中《切尔诺贝利》一节的开头,戈尔巴乔夫说出了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之际,回首整个事故对一个国家进程的影响,反思一个时代的悲剧,是有价值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有一万个不好,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成为了推倒那个“已经奄奄一息”的体制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爆炸后的核电站,现在用有形的“石棺”封闭在切尔诺贝利;而那个倒掉后的旧体制,同样用无形的“石棺”封闭在俄罗斯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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