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晋元
日前，湖北汉川市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给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农场下达喝酒任务的新闻，在全国引起哗然。让关注此事的人们更为大跌眼睛的是，当有记者问该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对此事的看法时，对方的答复竟是：“并无不妥”。于是，在全国上下对这一政府喝酒令大加讨伐之际，身为政府办公室主任说出的如此昏话，在令人倍感匪夷所思的同时，也使后者一并成为众矢之的。
那么，汉川市政府以及那位“顶风”强辩的办公室主任真的是昏聩到了如此香臭不分的地步了么？乍一看，这顶帽子戴在他们头上真是不大不小的。不过当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政府喝酒令出台的始末，却发现对于汉川市的这一“昏招”，其实在讨伐之余倒还是颇值得细细思考的。汉川市的政府喝酒令中指定喝的是当地重点引进的某外地企业所生产的“小糊涂酒”，原因是该酒虽然已忝列全国十大名酒之列，但是在当地却一直销售不畅，为了表示政府对落户本地的外地企业的支持，也为了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既然喝酒早已成了某种主要的官场应酬，于是便有了政府喝酒令的应运而生。这里，人们可以说汉川市的父母官太糊涂，因为喝酒虽然在当今官场上蔚成风气，但是哪怕你天天喝得翻江倒海，作为一种潜规则，却是万万不可将其扶为“正室”，更忌讳用红头文件赫然为其鸣锣开道的；人们也可以说汉川市的父母官对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太无知，政府是只应搭台，不该自己跑上台去唱戏的，尤其不该强令规定只能唱这出戏，不准唱其它戏，否则就是对其它演员与剧团的不公，就会造成市场的扭曲；……这些都没错。只是让人慨然的是，如果隐去“喝酒”这一刺眼而又令人心生反感的旗号，那么在我们的周围，这种政府既搭台又唱戏，甚至明里暗里掌控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其他的越权行为，难道还少吗？平心而论，汉川市的政府喝酒令不过是以一种另类而不无懵懂的方式凸现着当前我国市场改革中某些政府部门自我迷失的现状而已。
那么，这种政府部门的自我迷失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历经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惨痛的教训之后，就方法论而言，类似的问题依然会频频发生？“当前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干部”，有人这样说。这没错，但是政府喝酒令闹剧的出台，不正处于某些教育活动在全国风风火火地深入开展之际么？为什么在这个“风头”上政府喝酒令的编导者却依然能无所顾忌地大胆表演？有人说，“好经都是被那些坏和尚念歪了。”这诚然足见言者的善良与宽容，但是同样需要追问的是：一本好经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坏和尚的歪念，那么其价值是否也自然被打了折扣呢？如果一本经，不能顾及坏和尚的作祟，不能对后者进行有效遏制与惩治，不能对自身被念了以后的实际效果有所预想，那么其自身的缺陷是否同样不言自明？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挟理性与正义之气的“深刻阐述”、“三令五申”乃至“苦口婆心”，另一方面却是囿于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羁绊所孽生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狡黠与顽拒；一方面是看似天衣无缝的理论勾画与预设，另一方面却是动辄“走错房间”的现实尴尬与混乱――这业已成为当下我们屡见不鲜的一种令人慨然的社会图景。那么面对后者，是否该到了在继续重申某种政治经济愿景的同时，认真直面犹如割韭菜般屡屡滋生着种种社会怪现象的现实环境，更应切实从某种源头去把握造成上述错位与滥读的症结，以防止或减少上述现象的滋生的时候了呢？
眼下，政府喝酒令由于有关部门的下令撤销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作为洞察我国现实环境的一个难得的窗口，作为解读我国改革的现实规定性的一个重要的另类标本，它应该永远被保留在我们的社会视野里。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从这一窗口与标本中领悟了它所隐蓄的警示与提醒，真正超越了对这出闹剧的单纯的道德批判，真正从历史的层面上把握了其之所以产生的温床，进而智慧地防止类似闹剧的再次发生时，21世纪初中国社会这一政府喝酒令闹剧的被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