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

　　今古齐观

　　《南方都市报》不久前报道，广州市有一家“八碗”餐馆，在那里，谁要是能在25分钟内吃完餐馆提供的8碗肉末米饭，这一桌就可以免费白吃。免费的事情是不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那家餐馆正是如此。人家那8碗饭，3两一碗，三八二十四，2斤4两，了解清楚了“规则”，一般人恐怕会吓得连试都不敢去试。

　　现代人讲究养生，除非是花样百出的“大胃王”比赛，要争个什么冠军，否则很少有这么拼命吃东西的了。不过，古人的胃口好像天生都特别大，比如梁山好汉动辄论碗喝酒、论斤吃肉、论升吃饭。李逵被李鬼打劫之后，“正肚中饿出鸟来”，却“不见有一个酒店饭店”，好不容易发现两间草屋，恰又是李鬼家，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进屋时央李鬼的老婆做饭，“多做些个”。妇人问:“做一升米不少么？”李逵道:“做三升米饭来。”在文学作品之外，历史上也有好多按当时标准饭量极大的人，举几个清朝的例子。《庸闲斋笔记》载，闽浙总督孙尔准“身肥大，健啖，食鸡子(鸡蛋)及馒首(馒头)可逾一百”。有一次他到泉州府阅兵，泉州太守崇福给他预备了“馒首百，卷蒸百，一品锅内双鸡、双鸭”，结果孙尔准都吃掉了，吃得很满意，告诉别人说:“我阅兵两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饱耳。”那意思，其它地方算是怠慢他了。

　　《归田琐记》载，清初有个叫施健庵的，在京师数十年，饭量“无能与之对垒者”。施健庵告老还乡的时候，门生们摆下酒席，除了欢送还有一个目的:看先生到底能吃多少。到那天，门生们在他身后特地“安一空腹铜人”以试深浅，先生喝一杯，他们就往铜人里倒一杯，“以至肴胾羹汤皆然”。结果呢？“铜腹因满而倒换者再，而先生健啖自若也”。真人和假人，在“胃”容量上当然没有可比性，但“铜腹”装满了两次，而施健庵还在吃，这个人若是今天在世，想来会吃垮“八碗”餐馆的。

　　《竹叶亭杂记》载曹秀先也特别能吃，人家说他的“肚皮宽松，折一二叠以带束之，饱则以次放折”——倒像是今天的一种行李袋，需要的时候就把底部的几道拉链拉开，拉开一道，袋子便大不少。曹秀先能吃又到什么程度？“每赐食肉，王公大臣人携一羊乌叉(即羊尾骨，也有记载说，塞给他的是羊腿)，皆以遗文恪(秀先谥)，轿仓为之满”。曹秀先“坐轿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轿仓中之肉以尽矣”，潇洒得很。还有一位叫达香圃的，人极儒雅，也特别能吃，尤其是“食时见肉至，则喉中有声，如猫之见鼠者又加厉焉”，那份高兴得要抢的劲头，令“与同食者皆不敢下箸”。

　　宋朝的张齐贤不仅饭量大，肉吃得多，而且连药都吃得多。比如说，常人吃风药黑神丸(据说是东京汴梁的佛寺天寿院所制，很有名，是用来祛风活血、疏通经络的保健丸药)“不过一弹丸”，张齐贤“常以五七两为一大剂，夹以胡饼而顿食之”。后来，张齐贤罢相知安州，那地方比较偏僻，“见公滔饮不类常人，举郡惊骇”，人们甚至认为:“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也。”欧阳修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说晏殊正是这样一个异人。但清瘦如削的晏殊不是吃得太多，而是吃得太少，“每析半饼，以箸卷之，抽去其箸，内捻头一茎而食”。

　　隋初的贺若弼因为对职位的安排不满意，“甚不平，形于言色”，却又不敢对皇帝发火，就拿认为占了他位置的当朝宰相高颎、杨素出气，说他俩“惟堪啖饭耳”，就知道吃。至于文帝杨坚在他获罪之后问他，这么说人家“是何意也？”只知道吃，属于“饭袋”，除了留下笑料不会有别的什么，那位能吃的施健庵先生则别有声名。他家的藏书楼取名“传是楼”，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原来，他是鉴于传子孙以“土田货财”，子孙“未必能世富”；传“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又“未必能世宝”；传“园池亭榭、歌舞舆马”，子孙“未必能世享娱乐”，乃指着书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京师附近闹蝗灾，能吃的曹秀先出了个主意:“请御制文以祭，举蜡礼(年终大祭)；州县募捕蝗，毋(只)借胥吏。”乾隆没有答应，他说:“蝗害稼，惟实力捕治，此人事所可尽。若欲假文辞以期感格，如韩愈祭鳄鱼，鳄鱼远徙与否，究亦无稽。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笔，好名无实，深所弗取。”于是，除了前面两项，“余如所请”。应该说，曹秀先不是不明白乾隆说的这番道理，而是拍马屁而没有得逞罢了。

　　《食色绅言》载，吃得多的人“有五苦患:一者大便数，二者小便数，三者饶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业，五者多患食不消化”。拉得多，睡得又多，干不了什么事，还容易得病，实在没有益处。当然，吃多少，全靠个人自己来把握，商家是不会考虑那么多的。

　　田东江文赵晓苏画